讲到中国文化,在春秋、战国前后,便包括诸子百家所有的学术思想,由战国末期到秦、汉之间,作为代表而足以影响上下社会各阶层的,应该算是儒、道、墨三家,到隋、唐以后,便以儒、佛、道为代表。这个观念,我要再三反复说明的理由,就是希望讲中国文化,不要偏废,更不要弄错方向。关于道家与道教的学术思想,它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,实在源远流长,普遍深入每一部分。例如以中国的宗教与哲学而言:佛教经典及佛学内容的翻译,有许多名词、术语,以及注释与疏述,很多地方,都是借重道家学术思想的名词和义理;当然,后来道家与道教,有很多是采纳融会佛教学理的学术思想,那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。至于儒家学术,以及侈谈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,更离不开道家思想,尤其是老子、庄子、列子的学问。其他如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学、艺术、工业、农事等等,无不与道教前身的道家学术思想有关。我们为了尽量简化来做大概的介绍,列举最重要,而且最普遍、最熟悉的事,莫如中华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风俗习惯,尤其是过去的农业社会,渔猎社会,平原生活、海洋生活与高原生活,对于五候、六气、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与重视,几乎与整个的生活打成一片,不可分离,这都由于传统道家学术思想的影响,直达三千年之久。其次,如过去民间岁时过年的伏腊、送灶、元旦、祭天地祖宗、正月初七的人日、初九的九皇诞、正月十五的上元节、春社的宴会、二月十二日的花朝、三月三日的上坟扫墓、五月端午的插菖蒲、饮雄黄酒、六月六日的晒曝、七月七的乞巧、七月十五的中元鬼节、八月十五的中秋、九月九的登高等等,不尽细说的风俗习惯,都由于道教思想所形成。若在一般民间迷信道教观念的习惯而言,几乎每一个月当中,便有大半时间,都在禁忌与信守之中,简直不敢错走一步。至于婚丧庆吊等与礼仪有关的习俗,无一不从道家的观念而来,但是,这些种种的习惯风俗,我们只要试读《礼记》与《荆楚岁时记》等书,便可知道其渊源久远,而且是儒、道本不分家的综合文化,我们因为生活在道家学术思想之中过的太久了,反而忘其所以,致使自己对于道家内容太过陌生,岂非有违常理。
至于讲到道家及道教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,更为重要,我们都只知道中国过去教育的目的,大体是走儒家孔、孟思想的路线,为建立人伦道德,至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而教育,所谓功名科第,仅是它的余事而已。然而因为后儒对于道、佛两教,素来便有视为异端的因袭观念,所以对于道家与道教在中国教育文化上的功劳,都是阳奉阴违,忘其所以。现在在这个阶段,总算还有若干前辈的长老,尚在人世,可以证明我的所说;所以我肯定地说一句话:中国过去的教育,与中国前辈读书人的知识分子,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,大多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,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,这是什么理由呢?这便是道教两本书的力量:(1)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。(2)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这两本书的内容,等于便是道家与道教的戒条,也就是中国文化教人为善去恶的教育范本,它以天道好还,福善祸淫的因果律做根据,列举许多做人做事、待人接物的条规,由做人做事而直达上天成仙的成果,都以此为标准。从汉、魏开始,经晋代抱朴子的提倡,一直流传到两三千年,它主张的道德,是着重在阴德的修养,所谓阴德,便是民间俗话所说的阴功积德;阴功,是不求人知,被人所不见,人所不知的善行,如明求人知,已非阴德了。由此思想观念的发展,过去认为科第功名的中取与否,除了文章学问以外,更重要的,便是靠为善去恶,阴功积德的结果。因此,很多世代书香的人家,尽管大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,但在他们案头放着教导子孙家庭教育的范本,都摆有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与《太上感应篇》等书,如果一个立志上进,要读书求取科名的青年,不照这个规矩做去,虽然文章学问最好,也难以有求得科名的希望。甚之,进入考场以后,在那种阴森萧瑟的考棚中,阴风惨惨,鬼气森然的环境里,还有人大叫“有冤报冤,有仇报仇”的场语,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,不但考试不能中取,甚之,暴毙在考棚中的传说,随时随地都有。从我们现代的眼光看来,可能是考棚中的卫生设备太差的所致,但在过去人格人伦的教育思想中,确为最重要的一环,相传所谓“救蚁得状元之中,埋蛇享宰相之荣”的思想,便由此而来。甚之,如宋代的大儒欧阳修,一生不信道、佛,当他出为主考官,在灯下阅卷的时候,也会很明显地浮上这个阴影,他看见在他前面站着一个隐隐约约穿古衣冠的朱衣人,便是主持对于密封录取考生命运的监临者;当他在巡视考场时,便有很轻松的当场即景诗说:“下笔春蚕食叶声。”但在录取考卷的时候,便有戒慎恐惧到非常神秘的诗句说:“文章千古无凭据,但愿朱衣暗点头。”这种精神与风气,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中,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期为止,同时,各省、各府、各县,在在处处,都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筑,它与东岳庙、城隍庙、三官大帝祠庙等,巍然并峙。所谓梓潼文昌帝君,从唐以后便兴盛风行,是专管文运的神道,魁星也是专管科第功名,赏善罚恶的文运之神;乃至由此普及到达戏剧方面,如过去的唱戏(包括京戏、地方戏等),当开锣上台以前,第一出场的,便是魁星,其次,才是跳加官,招财进宝。戏剧到了最后完场时,便是关公拖着偃月刀来净台,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思想,他是代表什么意义?大有文章,可以值得深长思也。关于《阴骘文》与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内容太多,研究教育思想的人,不妨找来做一参考,以很客观的胸襟去读,对于中国文化,与世界道德教育的了解与重建,我想还是具有相当价值的,青年的同学们,不妨以极度的耐心去试试看,当然!我说的耐心,也是有意义的,否则,你也许不肯卒读,大起反感,过去读书人用的日常“功过格”,便是根据这两本书的精神而来。
在此附带说明中国文化对于人伦道德的基本哲学,彻始彻终,都建立在因果报应的观念上。无论儒家与道家,毕竟没有离开这个范围,只有程度的深浅而已。儒家的思想中,成分比较轻,道家的思想中,成分很重,后来加进佛家的思想,更特别注重三世因果的信念,所以在人生道德修养的方面,便与儒、道思想,不谋而合,很容易互相辅掖并行了。但在隋、唐以后,直到现在,关于佛家的三世因果观念,与传统道家的因果观念,始终是互相冲突,大多都在半信半疑的概念中存在着,这是什么理由呢?因为儒、道的思想,都是根据《易经》的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积恶之家,必有余殃”与“善不积,不足以成名。恶不积,不足以灭身”的传统而来,所以形成的因果观念,是讲究祖先、父母、子孙宗族血统的三世因果报应。佛家的三世因果观念,是从个人做基点,形成前生、今世、后身的三世因果;从祖孙父子的宗族三世而论因果,有时容或可据,使人易信,从生前身后而言因果,更加使人茫然,不易相信。但无论属于道、佛两家的那种观念,在汉初,已有司马迁在《伯夷列传》中,提出部分的怀疑论,他对于道家所说“天道福善祸淫”的理论有疑问,然而他在别的传记中,又很肯定地相信。王充著《论衡》,在他的思想体系里,也否认命定的因果观念,但同样地,他又主张人生应当为善的思想,这个有关东方道德教育的专门学问,牵涉太广,只在此略一提出,以供注意。现在所要借此做说明的,便是关于《阴骘文》与《太上感应篇》等的思想渊源,以及隋、唐以后,道、佛两家因果报应观念的汇流,因此而形成中国民间上下,国民道德观念的思想背景而已。
复次,道家与道教,从魏、晋开始,到唐、宋以后,它与中国文学的因缘,正像佛学与禅宗一样,都与文学结有不解之缘的,如果勉强地以时代来分界限,魏、晋的文学,含有道家的成分比较多,无论为诗歌与散文,都是如此。唐人的文学,道、佛两家的气息并重,尤其以唐诗是如此,至于唐人的笔记小说中,却以道家的成分为多。宋人的文学,似乎比较偏向于禅,无论诗词与散文,大体都有这个情况。元代的戏曲、小说等等,佛学成分多于道家,明、清以来,才慢慢走上融混的道路。为了讲这样一个严肃的课题,最后要使大家轻松一些,我们不妨举出唐人诗中一些有关道家与道教的材料,使人读后多少可以沾些仙人气息的意境,唐代的名士才子中,例如李商隐有名的一首《无题》律诗,便可处处见到他含有道家的情绪,“来是空言去绝踪,月斜楼上五更钟。梦为远别啼难唤,书被催成墨未浓。蜡照半笼金翡翠,麝薰微度绣芙蓉。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。”又如他的《锦瑟》一律,“锦瑟无端五十弦,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,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他所用的刘郎、蓬山、庄生梦蝴蝶、望帝托杜鹃、沧海珠泪、蓝田暖玉等等,无一不是与道家、道教有关的典故,无此修养,无此意境,无此感情,便做不出这种诗境,这比较王维的具有道家意境的诗,“积雨空林烟火迟,蒸炊黍饷东菑。漠漠水田飞白鹭,阴阴夏木啭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槿,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,海鸥何事更相疑”,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至于唐代名僧、道士的诗,好的作品,也非常的多,因为一般限于诗体的成见与偏见,便轻易地忽略过去,道士的诗,例如:“因买丹砂下白云,鹿裘唯惹九衢尘。不如将耳入山去,万是千非愁杀人”,“佛前香印废晨烧,金锡当门照寂寥。童子不知师病因,报风吹折好芭蕉”,“似鹤如云一个身,不忧家国不忧贫。拟将枕上日高卧,卖与世间荣贵人”,“帆力劈开沧海浪,马蹄踏破乱山青。浮名浮利浓于酒,醉得人心死不醒”,等等,都是惑乱人生中,偶然一服的清凉镇定剂,大可有助于修养。至若唐人笔记小说中的裴航遇仙,云英谪嫁的仙人艳迹,平添后世许多神仙眷属的幻想与佳话,那都是道家与道教给予中国文学的生命活力,并无颓唐、哀愁、灰色的情调。宋代名诗人,如苏东坡、王安石、黄山谷等人的作品,更与道、佛思想不能分离,苏东坡的名词,如《水调歌头》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我欲乘风归去,唯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!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!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!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以及“鸟噪猿呼昼闭门,寂寥谁识古皇尊?青牛久已辞辕轭,白鹤时来访子孙”等句,不一而足,如要研究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,此中大有文章,也不可放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