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篇
治国平天下
四五、人世难能天下平
在进一步研究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之前，让我们先来读这段原文：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，而民兴孝；上长长，而民兴弟；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；此之谓絜矩之道。（一）
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僇矣。（二）
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；财者，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（三）
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介臣，断断兮，无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；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；寔能容之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媢嫉以恶之；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；寔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（四）
唯仁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；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（五）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终者也；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（六）
我们研究“治国在齐其家”以后，接着而来的，便是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的全段大道理，作为全书的结论。这就是曾子秉承孔子遗教的心得，指出“外王（用）”之学的“为政”大道。也就是从宋儒开始，认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便是“帝王学”，是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经大法。用现代话来说，它就是“领导学”的大原则。可是，本段的内涵，也不免有时间（时代）、空间（地缘）的局限性，需要“慎思、明辨”清楚，不可只像宋儒的某些理学家的观点一样，认为只要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和半部《论语》就可治天下了，那便会成为笑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倒不如假借子路的幽默话说“有人民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而后为政”，以及孟子的感慨所说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”，只靠天才和命运就可以了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现在为了探讨的方便，姑且把这段原文分列为六节，等于是六个要点，然后再来分别理解。
先了解“天下”的原义
但是，必须先要了解一个名词的问题，即周朝当时所谓国家的“国”字。在周室“分封建国”的体制下，所有诸侯们的治地都叫做“国”，或自称为“邦”。所谓“天下”的一词，才是等于后世和现在一统中华“大国”的代名词。《大学》原文所称的“天下”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时是以姬周王朝为所有诸侯邦国的共主。周王朝所统领的人民和土地，便称谓是一个“天下”，并非等同于现在的世界，或整个地球的观念。不过，我们也需要知道，在周秦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的文献书籍上所讲的“天下”，也有同于现代世界观的地方，尤其是汉儒所分类以后的道家遗书，并不少见。例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，便说“天下有九州”。我们“中国”只是“九州”中的一州，称为“赤县神州”而已。所以当时的人，认为他的说法很“怪诞”。换言之，认为这是古怪的、不实的说法。
到了十五世纪以后，由于天文、地理和其他科学的发展，世界上的人类，渐次知道了地球上有八大洲，这便与两千多年前邹衍所说的只差一洲了。如果再拿《山海经》和中国上古神话来做比较研究，也许是上古以来，地球上的地质，经过时间的变化太大，洲和洲之间发生了分裂和重新组合，因此少了一洲，那就不敢随便否定邹衍所说的话是否“怪诞”了，这便是科学的精神，不可盲从附和。
明白了这些资料以后，就知道《大学》中的“平天下”观念，实质上是以当时周室王朝所统一的整个“中国”而言。假如我们扩而充之，视为可以用来指整体人类的“理想国”，或“世界大同”的观念来说，我想，曾子也绝不想保留著作权，大家都可以随便自由取用，只怕“言者无心”，但恐“听者有意”，反而自生争议而已。
什么叫“絜矩之道”？
现在我们首先讨论所谓“平天下在治其国”第一分节的第一项目，便是“上老老，而民兴孝。上长长，而民兴弟。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”。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在上面高层的领导人，能做到尊重老人，先从对自己的老人，如父母以上的祖父母辈，乃至父母以上上辈中的叔伯等老人，都能敬重孝养。扩而充之，就能善养天下的老人了。犹如历史所推崇的“西伯昌（周文王）善养老”，便是此例。那么，你所统治下的社会人民，自然都会效法你的行为，做到孝顺父母和上辈了。
其次，所谓“上长长，而民兴弟”，也是同样的意义。你能做到尊敬年长的兄长辈的人，自然社会人民，大家都会效法你的行为，做到“善事长者”，兴起兄弟之间友爱的德行了。
再次，所谓“上恤孤，而民不倍”，这个“倍”字，在原始的文字中，也就包含有“违背”的意义。这是说，你能体恤孤儿，使幼孤的孩子，也有所养，有如己出。那么，社会人民，就都会效法你的德行，视你如大众的父母，不会生起背离的念头了。
最后“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”一句，其中所谓“絜矩”是什么意思呢？“絜”字，在中国上古的文字学中，就有中心平衡点的内涵。换言之，犹如天平秤的“杠杆”的意思，不偏不斜，才得中正的平衡。“矩”字，大家都知道是规矩的矩。规是圆周的，矩是方角的，就是自古以来工程所用测量方圆的基本标准工具。把方圆标准的仪器名称结合在一起，便叫做“规矩”。这是说，大人君子们，必须要有“独立而不倚”的公平中正的内心修养，才能“智周万物”，“量同太虚”，可以包容涵养万民，泽及苍生。曾子在《大学》里所提出的“絜矩”之道，也就是后来子思所著的《中庸》之谓“中”的由来。简言之，什么叫“中庸”？就是“絜矩”之道的发挥。不信，再读下文便可知道了。
“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。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。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。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。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。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此之谓絜矩之道。”在这里，所提出的“上下、前后、左右”六个方面，就具有人事、物理等古人所谓的“六合”的内涵。也就是《易经》八卦之学后天重爻所用的“六爻”的意义。“六合”就是四方加上下，也是上古对空间的代号。“六爻”，就是有六个层次交会点中心的作用。这样便叫做“絜矩”之道。所谓“絜矩”之道，就是平衡，就是“中庸”，且请大家精细参详为幸。
至于原文所说“上下、前后、左右”的内涵，切勿随便放过，以为一目了然，一看便懂，不需要多加讨论，那就难免有过分大意的失误了。例如“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。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”，这是说你本身在上位，作为领导的人，不管你是做皇帝，或做官的臣工，乃至做老板、做师傅，甚至做父母、兄长的人，凡是居于上位的人，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，自己想来都很讨厌，或很为难，或者很不应该去做，只想逃避，反而指使下面的人去做，那便是“缺德”，就是“意不诚”“心不正”“身不修”，切切不可如此。相反的，如果你身居人下，对于有些事，有些作为，自己想来都有些厌恶，但是为了讨好上级，就改变方法，把坏的成分，花言巧语，另加包装，怂恿上面去做，或是掩盖自己的过错，故意诿过于上级。那就是“意不诚、心不正、身不修”的最大“缺德”，切切不可如此。不过，这样的理解，还只是略说一面。如要照人世间的人情险恶心理去分析，再来参照过去历史上的故事，便可了解这两句所包含的内容还多着呢！希望大家自己去好学、深思吧！
至于“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。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”，看来又是多么的简单。但你仔细想想，就完全不同了。譬如，有一件事，我们从前就很讨厌它，不想办，现在又碰到了，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先搁在一边，这样，也常常会发生偾事或误事的后果。因为一切事，都会因时（间）、空（间）而变化，未必从前讨厌的事，现在仍旧讨厌啊！或者这个人，是你从前最可恶的人，他现在已改过从新，你还照以前的厌恶，不让他重新做人，把他一切阻碍在后，那也是不对的。至于“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”，譬如有一件事，或一个人，你看到将来的后果一定不好，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来办，你就“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”，不管对与不对，先行处理了再说，那也常常有“后悔莫及”的反效果。诸如这样的理解，如果对照过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事实来讲，那便太多太多了。
现在让我这个老顽童，来讲个笑话给你们听。从前，我有一次带领学生兵的部队去散步，有一个学生，面色很难看，他看我没留意的时候，很快转身插队到前一个位置去了。我回头看到了，就叫他回来，要加训斥。但我先问他说：“虽然不是正式行军，大家可以随便一点，你平日素来很守纪律，今天为什么这样不守规矩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前面那位同学，一路连放臭屁，实在受不了啊！我愿受处罚。”我听了，也不禁笑着说：“你昨天还向我大谈《大学》上的道理呢！你可忘了‘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’吗？”这个学生听了，就和我都大笑不止，然后我叫他去告诉那个同学，快到医务所去诊断一下，是不是肠胃消化不良，或另有其他的毛病。在外交界或平常正式宴会上，随便任意放响屁或臭屁，那都是很失礼的行为，必须要注意。
又如“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。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。此之谓絜矩之道”，这四句话的左右对比，很简单地讲，是说在做人处事上，自己碰到不愿意去做的事，就不可以随便推托给平辈平行的人去做。例如做官的同僚、同事，社团、公司中的同仁，甚至或亲如兄弟姊妹的朋友们去“勉为其难”，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。但扩而充之，从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是大非、大经大法来讲，古今中外，任何朝代、任何政体、任何制度，都会碰到有左右两班两派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矛盾，须在最高领导的原则上，绝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，就强迫要左的一方去做。同样的，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，强迫要右的一方去做。至于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，要怎样才能调和平衡上下、前后、左右的各种对比矛盾，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顺的境界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、大仁德、大勇气的才器了。也正如岳武穆讲用兵之道一样，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，此话实在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。也正如古德禅宗大师们所说，“如珠之走盘”，并无一个定位的方法了。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方法，那已是落在上下、前后、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。这些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故事和现代史上的新故事，事例也不少，都姑且不论。
对于《大学》这一节的名言，也有人说过，就是孔子所谓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道理。其实不然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只对个人自我的学问修养来讲。至于本节所谓有关上下、前后、左右的话，始终是从“大学之道”的“明德”“内明”之学出发，然后推之于“外王（用）”“亲民”，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在对人、治事、处世之际来讲，其中的内外、表里、精粗之际，实是因应事物的大学问。如果以《大学》本身的主旨来讲，必须要先从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直到“虑而后能得”，通达“格物”“致知”，配合“诚意”“正心”“修身”的全程学养，才能真的明了“絜矩”之道的妙用。
四六、天秤不自作低昂
跟着上节而来的，他又引用了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的名言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”两句。自又加以解释说，所谓能成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领导，必须要做到真正的“民主”之“主”，那就是“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”。像这样的文句，它本身就是白话，我们不必再加解释。只需要注意，“好”“恶”两个字的读音和用意，就可以了。
当政者“不中不正”的后果
然后他又引用《诗经·国风·节南山》章中的典故。“《诗》云：‘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’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僇矣。”先说他所节录原诗四句文字的本意。前两句，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习惯，重视“坐北向南”“南面而王”的气概。当人们面对南山的高峻，最为出色的，就是对门当面的那一块洁白无瑕、壁立万仞的大石岩，使人看了，便有肃然起敬，大有神圣、伟大和崇高之感。当然，并不像黄山的天都峰那样，令人会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尘之感，只可当做飘飘欲仙的意味。跟着后面两句，就使人会有压迫之感了，尤其是对当时“秉国之钧”的高层领导者来说，大有咄咄逼人的气概。“师尹”，是西周时期的官职名称，除了“天子”的皇帝以外，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当道大臣。这两句诗的用意，是以比喻的文体表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做师尹的要注意啊！你犹如南山的那块大石岩一样，你在万民所望、众望所归的权位上，威权赫赫，不可一世，但全国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着你看，他们对于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希望，都寄托在你身上啊！这便是原诗句的本意。至于历来严格研究《诗经》的经学家们，对于原诗在历史时代的故事，所指的究竟是谁，各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但至少都认为这首诗，是在周幽王宠褒姒那个朝代所作。因为周政衰败，民心愁苦，但是那个“秉国之钧”的师尹，既不负责任，又讨好幽王，弄得民怨沸腾。有关师尹是谁，是官名？是人名？千古以来，都还在考证中，姑且不论。
因此，曾子便说：“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，则为天下僇矣”。他所说的“有国者”，就是后世所谓的“当道者”，现在所谓的“执政者”或“当局者”，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名词而已。“辟”字，就是“偏僻”的“僻”，就是“不中不正”的另一说辞。“僇”字，相同于“杀戮”的“戮”。这个字用得很重，就是说，犹如这个“师尹”，做得不正，天下人就会起来“杀戮”了你。不然，也会被后世的公平历史学家所“笔戮”的。
曾子在前面引用《诗经》上的历史经验，既说明了作为“民之父母”的存心之不易，更进一步来说明“秉国之钧”者，更需要有随时反观自省的警觉，不可被权位所迷惑，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因为权位与功名富贵，都是外来的物欲，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，使人丧失“智知”的理性。宋代的名臣大儒欧阳修曾经说过：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这的确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名言。人生到此，如果没有山林布衣的气度，如孔子所说“饭疏食、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”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的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定力，几乎没有几个能跳得出权位的陷阱。
先“立德”才能得民心
曾子引用《诗经》上的历史经验，更进一步巧妙地再配上一层，推到有国者的得失存亡之机，如说，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这四句诗是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七章诗中的名句。这是姬周初期建国时候的“箴言”名歌。它的用意，是告诫周室王朝继承者的子孙们，当在前朝殷商盛世的时期，他们并没有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任。那个时候，殷商的善政，可以说，够得上是配合天心仁爱的标准（“师”字，是有大众、群众的内涵。“上帝”，是上古以神道设教的名称，它代表了那个能为万物之主的天心和天意）。谁知到纣王的手里，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完全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赖，因此致于国亡家破，才有我们今天的周室王朝。所以你们要把前朝殷商的失德，作为一面镜子，随时反照反省，不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。那个至高无上主持大命运的天意，它永远监临着你，唯有施仁德在民，才能得到保佑，这是不可变易的最崇高的大原则（“监”字，古文通“鉴”字用。“峻”字，即有崇高至上的意思）。
然后曾子又进一层引申解释说：“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，本也。财者，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”这一段文章非常白话，本来不需再加讨论。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，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的，使我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，还在童年，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，当时似懂非懂，不敢多问老师。如果太啰嗦多问，老师会说，好好背熟它，将来你就会懂，一辈子也用不完。当然，听来很闷气，不是生气，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！将来懂得，真是莫名其妙！心想，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！可是几十年后，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，好在没有点破我。如果那个时候，他教我懂得了文字，也许永远只是做个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”而已。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做人做事，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，才算真懂了。学文哲和文史，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，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，永远不会有新发现，永远不会有发明的。
话说这段文章，它是在古往历史上，评论一朝一代，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，同时也是一个人，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同原理。一字千金，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。他首先提出“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之道，这个“道”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，并非是说话之“道”。不过，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“说道”，也勉强可以。总之，他说，要想创业建国，唯一的条件，需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。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；相反，失掉民心，就会失国。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归向呢？答案：“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”“是故”，是古代语言的习惯，便是现代常说的“所以”。这是说，你想要创业建国，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，必须要具备先能得到“人和”。你想要人心归向，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，必须先要从自己“立德”开始。如果你自己做人，态度、言语、思想等行为，处处“缺德”，一切就免谈了！不过，一个“德”字，含义太多太广太深，真是一言难尽，说不完的，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“道德”就对了。所以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，一直说到这里，仍然还都在“德”字的范围里打转呢！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：有德，才有人众；有了人众，就会有土地；有了土地，就会有财货；有了财货，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。尤其是一个国家，就是人民、土地、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。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，那便是后世所说的“政治”和“治权”的内容了。其实，一个人家也是一样，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，共同辛苦经营，成为一个家庭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至于现代人的创业，无论是工商事业、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，也不外乎此理。
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，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，在于个人的“行为道德”，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。所以说，“德者，本也。财者，末也。”这个“末”字，不是说财是没有用的意思。这是说，一个人，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，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。换言之，德行，犹如树根，财货，犹如树的枝叶。树根不牢固，枝叶是不会茂盛的。因此，他便说：“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”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，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货，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力的。所以在争取人和争取财货这两者之间的妙用上，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，即“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”这个大原则。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，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。赚钱难，聚财难。但是用钱更难，散财更不易。能够赚钱聚财，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，必然是人中豪杰，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。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，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。
当政者特别要注意一言一行
最后，曾子又特别慎重地对于有志于“治国平天下”者提出言论和财货两者的反应作用，也可以说是因果律的法则。“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”第一，他为什么在这里又要涉及言语方面的事呢？而且他所说的言语，又是指哪种说法呢？答案：是指关于言语的“德行”，也就是平常所称的“口德”。言语，是内心思维意识的表达，如俗话所说：“欲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”一个人的善恶行为，在外表的是整个人身的行动，在内在的是意识思维。但这两者之间，对外表达作用的，便是言语。“唯口出好兴戎”，善言是德行，恶言是祸患，又如俗话所说的：“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”都是同一道理。但是这还只是从一个人的立场而说。如果是身负国家天下之责的人，那就更严重了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动辄会影响全民的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，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里，有形无形，具有监视帝王的作用的，便是“史官”。“左史”记行，“右史”记言。虽然后世有今不如古的趋势，被改称为皇帝的“起居注”，但还是相当严格，在那些不敢记，而又不敢不记的字里行间，还可以看出究竟的。
总之，曾子在这里提出言语的因果作用，也是很有深意。因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，应当还是先从周朝的史料中去了解，就比较切近。首先，我们且看周文王临终的时候，对他儿子周武王所说的话，如史料所载：“西伯（文王）寝疾，谓世子（武王）曰：见善勿怠（看到应该做的善事，不能偷懒不做），时至勿疑（凡事要把握机会），去非勿处（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，快改，切勿流连）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世子再拜（听完了，叩了两三个头）受教。”等到周文王死后十二年，“是时诸侯皆畔（同叛）殷归周，不期（事先没有约定时间）而会盟（孟）津者八百。皆曰：纣可伐矣。王（周武王）曰：汝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乃引师还。”可是，有人向殷纣王报告这些情形，纣便说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（我的生命不就是由上天来安排的吗）。”完全不听别人的劝谏。
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，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，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，特别重要的一句，便是“时至勿疑”。至于怎样才能“知时”“知量”，什么时候才是真的“时至”，那就完全是“物格知至”的智慧之学的境界，既需天才，还要力学才行。到了第二年，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，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。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，同样都说到天命，史书记载也很清楚，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？应当“慎思、明辨”清楚，就可以了解“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”的道理。
除此以外，大家都喜欢读《史记》的刘邦和项羽的“本纪”。我也曾经说过，你只要看他们两个，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。但项羽便说“彼可取而代之（可以把他拿下来，由我来替他吧）！”刘邦也说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（做人应当做到这样，才算是大丈夫呢）！”同样的心思，同样的话，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“心理行为”形态，完全不同。结果，项羽的事业，毕竟还是被刘邦“取而代之”了！
再举个例来说，当赵匡胤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以后，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后主。最后，李后主急了，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铉去宋朝，问赵匡胤说：“南朝对北宋非常听话，又随时进贡，有什么不对，你非出兵不可吗？”赵匡胤也被他逼急了，便说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。”这是说，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觉，但在我的身边，还有一个人在睡，而且还大声打鼾，我当然受不了啊！话说得很简单明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。这真是古今中外，一切想当英雄人物共同的心声。
我看历史，每次想起赵匡胤的话，什么理由都没有了，只好付之一笑。因为由赵匡胤开始，三百年的赵宋天下，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局面，他当时对南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但在黄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，岂不是正有人在卧榻之侧，大声鼾睡吗？为什么不率领南唐，一起来先赶走北榻旁边的睡汉呢！不过，到了南宋时期，那个疯狂的金主完颜亮，一定要出兵打南宋，他作的诗也说：
万里车书尽混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。
提兵百万西湖上，立马吴山第一峰。
这首诗起头第一二句，同赵匡胤的卧榻旁边，再也不准别人打鼾睡觉，岂不是同样的“言悖而出，亦悖而入”吗？但完颜亮遭遇到南宋一位书卷名臣虞允文所指挥的“采石之战”，就彻底失败，终至国破身亡了。其实，我这样说也许是胡乱挑剔牵强附会，也只可付之一笑而已。但话说回来，在《大学》上，在这里忽然插进言语的悖出悖入的话，还不算是太关键的重点。也可说，只是做文章的对衬而已。他的重要主旨，是在下一句的第二个问题，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。
“财”“货”的原义
我们研究周、秦以前的中国文化，最要紧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，先从时光倒流，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，便可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“货”字，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，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。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，统名叫“货”。但有的古书上，又把“货”“财”两字合用，也有和基本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，称为“食货”的。如果随便一读，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，混淆过去。其实，“财”字是指“财富”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“物资”和代表“货物”互相“贸易”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。例如本节上文的“财聚民散，财散民聚”，是用“财”字。到了本文末节所用，便换了“货”字，都是很有深意，不是随便用字的。
人类的“财富”，基本上，都是由自然界的“物资”而来的，是绝对“唯物”的。那么，他在讲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，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“财富”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“货物”观念上去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人性的最大的欲望，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“饮食男女”以外，就是“好货”。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，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。如果照后世的社会科学来讲，换了一个名称，就叫做“利”字。例如世人常用的“名利”二字，“名”，就包含有权位、权力、权势、权威等。“利”，就包括了货物、财币、钱财等。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以后，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，姑且裁定到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始，进入封建制度以后，以及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，经两千余年之久，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，都是把天下国家当货物在玩弄，巧取豪夺，又有几个是以“济世救民”存心的呢？尤其在秦、汉以后，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，都是以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”做为目的，谁又真能“明明德”而做到“治国平天下”呢？
刘邦、李渊、朱元璋的老实话
在历代的历史记载上，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人物，说了老实话，真不失其为英雄本色了。一个是刘邦；一个是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；另一个是朱元璋。
如《史记》所载，当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以后，志得意满。有一天，对他的父亲（太公）说：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，孰为仲多？”这是说，当年你在家里，常常说我是个无赖，不会谋生赚钱置产业，不如兄弟的勤力。现在你看看，我所赚来产业的成就，比起兄弟，是哪个赚得多呢？刘邦的出身、文化教育水平程度太差，当了皇帝以后，仍然是当年一副无赖的作风和口气，居然在老父面前，傲然自满，而且很坦率地说出这个国家天下，统统是我赚来的刘家产业财货，打天下的功臣们，都只是我刘家的猎狗而已（他明说功臣们犹如功狗）。至于天下老百姓们，都是逐鹿中原所得来的猎物，那当然都不在话下了。所以说这是刘邦讲的真话。
到了隋末，“太原公子”李世民，设计逼促他父亲李渊起兵造反，李渊胆小，但为形势所迫，也不得不冒险一搏了。李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对李世民说：“破家亡躯亦由汝，化家为国亦由汝矣。”这是明说造反不成功，我们李家家破人亡，罪孽都由你而起。如果成功，把天下国家，变成了李家的产业财货，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。哪里有半点为“解民倒悬于水火之中”的诚心呢？所以这也是真话。
至于朱元璋当了朱明开国的皇帝以后，有一天，在深宫内院，和马皇后一起，两口子闲谈，一时高兴，朱元璋便说：“当初起兵，还不是为了饥寒所迫，没有饭吃，哪里料到今天，居然做起皇帝称天子呢！”他说完出去，马皇后立刻嘱咐站在旁边的两个太监说：“皇帝马上就回宫，你们要从此以后，一个装聋，一个装哑，不然，就没有命了。”因为马皇后仁慈贤德，她知道朱元璋个性忌刻，一想刚才和自己的谈话，给旁边的小太监们听了传出去，太不光彩了，一定会马上回宫追问，动辄杀人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朱元璋又匆匆返转内宫，查问这两个太监，终因一聋一哑，总算格外开恩，放过不杀了。史称马皇后的仁慈德行，诸如此类的不少。但在正史上记载得并不多，在明人笔记上，反而保存一些资料。
古人说：“人间莫若修行好，世上无如吃饭难。”又说：“美人卖笑千金易，壮士穷途一饭难。”俗话说的“一钱迫死英雄汉”；“人是衣服马是鞍，金钱就是英雄胆”等等，都是很平实坦白地说明，“食”和“货”，确是人类基本需求，不可或少的东西。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，“名、利、财、货”，“富贵功名”，“权位金钱”，都只是在生存、生活上，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。它的本身，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，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，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，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力而已，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。因为你的生命也和“功名富贵”那些现象一样，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，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。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，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，大都不明白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的因果法则，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，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，谁知恰恰相反，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，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。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关头，看得破，想得开，拿得稳，放得下的，就必须先要有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乃至于“虑而后能得”的平素涵养功夫。尤其对于“物格”“知至”的道理，是关于“内明”“外用”的锁钥，更须明白。然后才能起用在“亲民”的大用上，完成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功德。
四七、上台容易下台难
前面说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的观点，简略借用过去那些“家天下”大小王朝前因后果的故事，作为“悖入悖出”的参考资料。周、秦以前，暂且不论，但从秦、汉时期说起。我们根据历史，且看所谓汉高祖刘邦，以一布衣平民，因为社会时势演变的趋势，醉提三尺剑乘时而起，比项羽等人先入关中。那时秦始皇的二世，已经被太监赵高杀害，再立秦二世的兄子“子婴”为秦王。等到刘邦军临灞上，秦廷上下知道大势已去，就由子婴“素车白马”，头颈挂着皇帝的印绶，捧着皇帝的符玺，在轵道旁请求投降。“诸将请诛（杀）之”。沛公刘邦说：“始（楚）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。且人已降，杀之不祥。乃以属吏。”（就把子婴交给部下来看管）。自己再入咸阳（秦廷首都），“与父老约法三章”，除秦苛政，还军灞上。这段历史，大家都很清楚。后来项羽到了咸阳，才杀掉子婴，放火烧了秦廷宫室和阿房宫。
由此可见，刘邦比起项羽等人，开始起事的确宽容仁厚得多。后来刘家汉朝的天下，好好坏坏经过四百余年后，在历史上称为魏、蜀、吴三国的末期，被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而灭亡。总算曹丕父子，还是很有风度，并没有把刘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置于死地。曹丕便以新朝魏文帝的名义，封刘协为“山阳公”，让他安然活到五十四岁。
但在西蜀，还有刘家一支后裔，便是刘备的儿子刘禅（阿斗），还在诸葛亮的保护之下，在成都称帝。等到诸葛丞相六出祁山，身死以后，阿斗支撑不住，就投降了曹魏，也被封为“安乐公”，阿斗果然一生有福气，得到安乐的晚年。
阿斗与孙皓的对比
其实，这个时候，曹魏天下的气数，也快要完了。促使西蜀投降的是在曹魏的权臣司马昭手里的事。刘禅（阿斗）投降以后，还曾经发生过历史上最有名的趣事，看来比起汉高祖刘邦当年的豁达大度还要豁达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不过，再讲一次，轻松一下也好。
刘禅投降以后，“举家迁洛阳，大臣无从行者，惟秘书令郤正及殿中督张通，舍妻子，单身从行”。他在魏国，被封为安乐公以后，有一天，曹魏宫廷公宴，演四川戏，旁边的人看了，都很伤感。但是阿斗却嬉笑自若。司马昭看了，就对贾充说：“人之无情，乃至于是。虽使诸葛亮在，不能辅之久全。况姜维耶！”
有一天，司马昭又问阿斗说：“颇思蜀否？”阿斗说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郤正知道了，便对阿斗说：“若王（指司马昭）复问，宜泣而答曰：先人坟墓，远在岷蜀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，因闭其目。”果然，有一天，司马昭又问他，想西蜀吗？阿斗便照郤正所教的演答一番。司马昭听了说：你今天怎么和郤正讲得一样的话？阿斗听了，就很惊奇地说：“诚如尊命。”这等于说，你都说对了，正是郤正教我要这样讲才对啊！惹得左右人等，都哈哈大笑不止。
读了汉、魏之间的历史，看来古人所说“天道好还”的话，确是一点不差。有关刘汉末代降王，如刘协、刘禅的结局，就好像刘邦初到灞上，不杀子婴一样，总算自然很公平地还他一个仁厚的结案。
既然讲到这里，顺便一提三国时代的结束，东吴孙权的后人孙皓，被晋室司马炎所灭亡。孙皓也和刘禅一样，投降晋朝，被封为“归命侯”，两年后自然死亡，司马氏并没有使他受辱受罪。这正如孙秀所说：“昔讨逆弱冠（东吴孙权的父亲孙坚，还只是二十多岁的少年，在汉末，与曹操等举兵共讨黄巾），以一校尉创业。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”但当晋主司马炎接见孙皓时，便对他说：“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！”孙皓便说：“臣于南方，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”这个对话，完全不同于刘禅的假糊涂真圆滑。孙皓表现得也是真有骨气。晋室的权臣贾充又问他：“闻君在南方，凿人目，剥人面，此等何刑也？”孙皓就说：“人臣有弑其君，及奸回不忠者，则加此刑耳！”贾充反而被他弄得很惭愧，没有面子。因为他是帮司马昭谋杀曹魏后主曹髦的主犯，所以孙皓对他很不客气。孙皓这种性格，充分代表东吴孙氏后裔“南方之强也，强哉矫”的表现。但孙氏几代，数十年来雄踞东吴，除了割据封疆，拥兵自重，北拒曹魏，西抗蜀汉外，也并无太多的大过，有此结局，也算是很好了。
从秦、汉以后，把天下国家完全看做家天下的财货，所谓政权，只是为家天下财货经营管理机构的组织而已。这种现象，到了魏、晋时期一百年之间，更为显著。因此，当曹操培养儿子曹丕篡汉践位以后，短短做了七年的魏文帝便死了；由他的儿子曹叡即位，做了十三年的魏明帝也就死了。但在这二十年的曹魏政权中心，早已隐伏着另一个专以阴谋起家的家族司马懿父子、兄弟、叔侄的集团，又要取曹魏的政权而代之，变成司马氏的家天下了。所以当曹叡死后，便由他的养子曹芳即位，勉勉强强维持了十四年的“五马同槽”的曹氏王朝局面，便被司马师废了，另立了曹丕的孙子曹髦，也只做了六年的傀儡皇帝，弄得曹髦忍无可忍，便叫明了说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”又被司马昭杀了，封为高贵乡公。再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，做了六年有名无实的皇帝，就被司马炎彻底废黜，封为陈留王了事。从此便变成以司马炎开始称晋武帝的晋朝天下了。算来曹氏祖孙三代，先后只占有权位四十六年，所谓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，是丝毫不差的。
刘毅的大胆直言
但当司马炎篡践曹魏的政权，史称为西晋王朝的开始，也便是历史上另一场滑稽悲剧的开锣。司马炎的为人，本来便是司马氏的权力世家子弟，深受家族的阴谋教养，所以他由父亲的余荫，顺手牵羊做了晋世祖的武帝，便志得意满，亲祀南郊，在拜天的时候，就问身边的司隶校尉（等于后世的人事行政部长）刘毅说：“朕可方（比）汉何帝？”刘毅就干脆地说：“桓、灵。”（东汉末期两个败家的昏君）司马炎听了说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刘毅说：“桓、灵卖官钱入官库（归入政府）。陛下卖官钱入私门（收进司马皇帝的家里去）。以此言之。殆不如也。”这是说，你还比不上汉桓帝和汉灵帝呢！司马炎听了，大笑说：“桓、灵不闻此言。今朕有直臣，固为胜之。”但他的好色，比起秦始皇、隋炀帝也差不了多少。他选了东吴的伎妾五千人入宫，服侍他个人的宫女太监们，差不多也有一万人。因为女色太多，难分专宠，便“常乘羊车，恣其（放任它）所之（随便它走到哪里），至便宴寝（就留宿在那个宫女的宫中），饮酒作乐。”因此，“宫人竞以竹叶插户，盐汁洒地，以引帝车（引来司马炎所乘的羊车）”。他是这样的经常“日事游宴”，当然就“怠于政事”，不管国家、天下的正事了！
所以西晋初期的司马氏家天下的政治权力中心，实际又操在权臣贾充等一般佞人的手里。但他也算享受了“身为天子，富有四海”的皇帝之福二十五年，便由他的痴呆儿子司马衷即位，被后世嘲笑叫“蛤蟆皇帝”的晋惠帝，就是这位活宝。他的皇后，便是贾充的女儿，也是在晋史上最富有丑闻的贾皇后。她生得“丑而短黑，妒忌多权诈”，但又极其浪漫淫荡。可是这个痴呆皇帝司马衷，反是“嬖而畏之”，因此，晋室王朝，本身早已乱七八糟不足以领导天下了。但在这样家天下的皇室情况之下，痴呆皇帝也享受了糊里糊涂的帝王生活十七年之久，真是奇福奇事。可是历史与政治，冥冥中始终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在仲裁着它的善恶是非，不管你有怎样的权谋智巧，毕竟是逃不出这个因果定律。这也就是曾子所说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的报应原则。
当司马炎父子皇帝四十二年之后，司马氏的家天下，内有“八王之乱”，外有“五胡乱华”的开始。司马炎的儿子司马炽，做了六年的倒霉晋怀帝，便被“五胡乱华”之首的北汉王刘渊的儿子刘聪俘虏。当刘聪宴会群臣于光极殿，便使这个晋朝的皇帝司马炽“青衣行酒”（穿着青色的侍从衣服，出来为大家倒酒）。这样加以侮辱，他还算是留着故人的情面呢！但最后还是被刘聪所杀。
接着，便是司马炎的孙子司马邺晋愍帝，也只做了四年傀儡皇帝，又被刘聪俘虏，而且也照对待晋怀帝的待遇一样，更降一等，当刘聪出巡的时候，便要这个晋朝投降来的皇帝，充当“车骑将军，执戟前导”。见者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“故老有泣下者。”但这样还不算了事，刘聪又当着宴会群臣的时候，再命令他“行酒洗爵，已而又使执盖。晋臣涕泣有失声者。尚书郎辛宾起，抱帝（司马邺）大哭”。刘聪就干脆一起杀了这对君臣了事。
这便是由司马氏阴谋篡夺了曹魏四十六年的家天下，改称为晋朝以后，经过父子、子孙四代皇帝，总共起来也只有五十二年的西晋天下，但是身后子孙“悖入悖出”的情况，比起曹魏的结局，不但萧条，甚至更为凄惨。至于对国家天下人民来说，既不能“修身、齐家”，更谈不上有“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丝毫功德。然而综合两晋（西晋和东晋）司马氏的家天下，却也拖拖拉拉了一百五十六年之久。这个问题中间的关键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实在也是一个最有意义、最有趣味的历史文化演变的大问题。但不想拉杂在《大学》的研究中来讲，姑且暂不讨论，不然，就又成为一个历史哲学上的专论大问题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匆匆讲得完的。
四八、魏晋南北朝的时代
不过，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上，所谓魏、晋、南北朝的时代，先后总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时期，每一个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权，每一个匆匆上台、急急忙忙下台的帝王人物，实在正如《红楼梦》所唱的“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”，看来真是可悲可叹。同时，也可以说这一段的历史，比起春秋、战国的五百多年间的故事，更为紊乱和黑暗。但我们从中华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，那就立场不同，观点也不一样。例如照旧史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来讲，都说魏、晋时代的历史文化，是误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，由于这些人们太偏向于注重《易经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的“三玄之学”，以至于“清谈误国”，招致“五胡乱华”，形成了东晋南渡以后的南北朝格局。其实，这样论断，也未必尽然。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阶段的历史，却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需要另加理解。
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
一是魏、晋以来，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。所谓魏、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，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，把从汉朝开始的“选举”精神，渐渐结合成儒、道、法三家的政治思想，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权，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，成为后世文官政治“铨叙”人事的先声。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，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，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，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。所谓“清谈”“三玄之学”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“佛学”，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，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，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。
这种情况，最初是由曹操父子开其风气之先，当曹操开始建立曹魏政权的时候，一面注重法治，一面又特别奖赏聪明才智和文学才华的名士，但又不太要求他们的操守。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阶段，虽然名儒有如陈实、陈群、王祥、贾逵等人，但是新进少年学者，如何晏、王弼，乃至如史称“竹林七贤”等辈，都是一代俊秀，名重当时，但又多是轻视世事，浮夸自负的青年名士。因此，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种人事制度的考核办法来替代“选举”用人。如史称：
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，诏吏部尚书卢毓曰：“选举勿取有名，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啖也。”毓对曰：“名，不足以致异人，而可以得常士。常士畏教慕善，然后有名，非所以当疾也。今考绩之法废，而以毁誉为进退，故真伪浑杂，虚实相蒙。”
曹叡同意他的建议，就诏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试法七十二条。然而经过朝廷（政府）会议，迟迟没有通过，结果也就没有实行。可是刘劭却因此著了一部《人物志》，开启后世人事管理学的先河。
其实，在这以前，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“九品中正”的人事制度，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“孝道治天下”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，不但早已实行于魏、晋的时代，也影响后世，使选举人才的制度，法久弊深，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，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、门阀风气。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“上品无寒门（所谓上流社会，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），下品无势族（所谓基层干部，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）”。其实，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，直到今天和将来，无论是哪种政党、政见的民主时代，也应当好好研读，作为民主选举的制度精神的参考。
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，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。这种风气，从魏、晋开始，直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期，成为社会默认的当然情形，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个时代的弊病。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“时无英雄，徒使竖子成名”。其原因，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，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，并不普及。文化教育并不发达，政府与社会，都没有设立“学校”的风气。尤其是一般社会，丧失了自古以来“文武合一”的教育子弟的精神；一般上层社会，也只重以读书成名，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。因此而使学术知识，只能出于世家权门，形成门第、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，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，牢不可破。尤其正当史称“五胡乱华”的崛起，西晋皇室的没落，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（晋元帝），从此定都建康（南京），为东晋的开始。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（晋明帝），虽然南渡以后，先后两朝称帝，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，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，都在忧患中死去。
后来东晋王朝，虽然再经九个皇帝，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，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、谢等势族手中，前如王敦、王导，后如谢安、谢玄等王、谢权门，都是籍籍有名的“世家望族”的子弟出身。他们坐以论道，谈玄说妙，多是文（学）哲（学）不分的高手。即使如谢安、谢玄叔侄一样，总算领导指挥了一次在历史上有名的“淝水之战”，打了胜仗。但在指挥打仗的场面中，仍然还不离名士风流的风格，模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，纶巾羽扇，潇洒自如。犹如西晋初期，与东吴的陆抗互相敌守长江两岸的羊祜（叔子）一样，“轻裘缓带”，依然不失其雍容优悠的风姿。这种士大夫们的作风，在政府或上层社会之间，只要读刘义庆所辑的《世说新语》一书，就可大概了解当时的一般情形了。
简单地讲，由东晋开始，士大夫们的文人学术官僚集团的风气，一直沿袭到南朝各代（宋、齐、梁、陈）和隋朝，俨然犹如牢不可破的堡垒，纵然是当时一代当国的帝王，也是对此无能为力，只好向这种现实低头将就。这是确实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上的一面“风月宝鉴”。现在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的故事来做说明。在南朝萧道成篡位称为齐帝的时候，他的中书舍人（等于皇室办公室的主任）纪僧真，“得幸于齐主（萧道成）”，“容表有士风”（外表很像一个有学识的读书人）。
请于齐主曰：“臣出自武吏，荣阶至此（我从行伍出身，官做到这个阶层），无复所须（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了），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（希望皇上给我一个士大夫的荣誉）。”齐主（萧道成）曰：“此由江学、谢瀹（这两人是当时的名士而兼名臣），可自诣之（你自己去找他们商量吧）。”僧真诣学，登榻坐定（刚刚坐到客座的椅子上）。学顾左右曰：“移吾床远客（江学就对旁边侍候的人说：把我的椅子移开远一点，不要靠近这个贵客）。”僧真气丧而退（弄得他很没有面子，只好回来）。告齐主曰：“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（我现在才明白，士大夫这个头衔，就算是当今皇帝天子下命令，也是办不到的）。”
你只要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，再来对照一下我刚提过的《世说新语》，便可知道魏、晋、南北朝之间的读书人、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的酸味，有多么的可畏和可悲啊！这种情形，直到唐朝才完全开始改变。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，对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，便有针对这种历史情形的《怀古》之作了：
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淮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三是旧史所称魏、晋、南北朝之间一百余年的“五胡乱华”局面，几乎与西晋、东晋的朝代相终始。这个历史上的旧问题，是中国由秦、汉以来，直到隋、唐之际，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。实际上，是中华民族，容纳接受“西陲”和“北疆”各个民族归服内地，融入“华夏”民族的阵营以后，因历代的帝王朝廷（政府），并没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，因而引发种族文明的冲突，形成“中华文化”的“内外之争”“南北之争”，促使在隋、唐以后中华民族大结合的大事。只是大家研读历史，容易简略轻忽过去，没有特别注意这是历来中国“边疆政治”的重要问题，和“华北”与“西域”多种少数民族的生存矛盾问题。因此，历史惯例上只以固有的“华夷”之辨和“胡汉”之争的习惯，就笼统地称为“五胡乱华”了。
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问题，必须先要从秦、汉历史上的“匈奴传”等开始，深切了解从中国的“北疆”，东起朝鲜，毗连俄罗斯的南境，直到内外蒙古、西伯利亚，再南回到古称“西域”“西北边疆”的新疆、青藏等广阔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，和我们远古轩辕黄帝前后代的血缘关系，以及历来对待“治边”政策的是非。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文化的大问题。即使现在和将来，仍需要切实注意正视这类的大问题。只是我言之慎重，恐怕你们会当作我在狂言乱语，或认为是危言耸听，所以便只提到为止。
所谓“五胡乱华”之始，必须先要知道，早在西汉宣帝时代（前七十三—前四十九年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来归降，渐通内地。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（二十五—五十七年），匈奴南单于以及鲜卑族的归降内附，致使匈奴北单于又来恳乞“和亲”。汉光武帝的政策（战略），是以匈奴为屏藩来捍御匈奴，可以说是“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”的代理防御、代理战争的上策，并使匈奴各族，愿意投降的移民内附，居住在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、定襄、雁门、上谷、代八郡（在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境内），赐以粮食、牛羊、丝绸布匹等生存种植物品，而且还派兵保护。到汉章帝时代（七十六—八十八年），鲜卑人出击北匈奴，大胜。因此“北庭”有五十八部，二十万人，胜兵八千，都来降服，加入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等处居留。接着又在汉和帝时代（八十九—一〇五年），以及汉桓帝时代（一四七—一六七年），乃至在汉献帝时代（一八九—二二〇年），都有陆续来降、移民内附的为数不少。
在这个时候，曹操初起，为追除袁绍的儿子、投奔乌桓的袁熙、袁尚，他就并击乌桓而破之，斩其首领蹋顿（据史称，是辽西乌桓的另一支）。跟着，他又把由汉光武时代开始入居西河郡（山西、陕西、甘肃一带）的匈奴等族，分为五部，加以监护。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对匈奴等族移民内地的管理政策上，已较有先见之明，只是当时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观念，以致造成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，实为憾事。
“胡”“华”民族的混合
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，在这个世界上的东、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，早在公元以前，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，不记宿仇，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，除了中华民族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因为中国文化，本来有“王道治天下”的传统，以“民吾同胞”“物吾与也”的仁义精神，才能做到。也可以说，中华民族的“华夏”文化，早已在公元以前，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，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。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，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，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。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，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，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，只有“忍辱谦让”，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“人道”之中。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，南朝梁武帝的时代，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，决定要“东渡”中国传法。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，他说：“震旦有大乘气象。”换言之，所谓“大乘气象”，就正如佛说的“娑婆世界”中的中国，确然具有慈悲（仁义）的精神。“娑婆”是梵音，它的意义，是说“难忍能忍”的“堪忍”的精神。
总之，由东汉光武帝到魏、晋两百多年之间，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“河西八郡”的各民族，其中分子颇为复杂，事实上，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。如加严谨的稽考，北部匈奴的另一支，没有入居中国的，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。丁灵另一支，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。乌桓另一支，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。鲜卑，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。隋、唐之间的突厥，就是后来的土耳其。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。大食，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。天竺，就是印度。至于氐、羌、羯等少数民族，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、西藏（前藏和后藏）、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。史称“五胡”的，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。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，计有前赵、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、五次分裂的凉、三次分裂的秦，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。其实，他们当时的生活、语言，早已华夏、汉化，在基本文化上，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，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，仍然具有矫捷剽悍的习性。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、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，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，并不行于正道。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，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，他们自己的家族，又闹兄弟争权的“八王之乱”，互相残杀。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“道德仁义”，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。那么，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，中原的天下，大家有份，因此而形成“起而代之”的乱源。同时，在魏、晋时代，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，也看不惯这些世族、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，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，即习惯称呼为“胡人”的范围，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。这样，才是史称“五胡乱华”的基本原因，事实上，可以说是“胡华混合”，也并非过分。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，就形成“中华文化”另一章的大结合，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。
大家试想，如果我们也是生在当时外来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之中的一分子，由祖先辈从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进入中原以后，正如毛泽东的名词所说：“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”谁又愿意再脱离中原，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间，终日与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环境为伴呢？况且过了沙漠，西去欧洲，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纷争的局面，要想去分一杯羹，绝不可能。北有鞑靼的俄罗斯挡驾，东有朝鲜的海峡阻隔。此时，晋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，身强力壮，再不起来逐鹿中原，更待何时，难道要他们真肯倾心于当时的新进文化，去学佛修行打坐吗？所谓“物必自腐，而后虫生”“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”，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。魏、晋、南北朝、五胡乱华的时代，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。
胡汉文化的另一面
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列举历史上几个事实，作为说明。
其一，正当司马炎称帝的西晋初期，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间，鲜卑族的树机能（人名）攻陷凉州（陕、甘）边区。司马炎采用了王济的建议，就封匈奴族的刘渊为“左部帅”。其实，在这中间，历史的记载，就早已说明“自汉、魏以来，羌、胡、鲜卑降者，多处之塞内诸部。其后数因忿恨，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”。侍御史郭钦曾经疏奏说：
戎狄强犷，历古为患，宜及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。
司马炎不加理会。不到十年，改封刘渊为“北部都尉”。接着，又再加封为“匈奴五部大都督”（等于是统管五部胡人的总督），这就造成他后来自称“北汉王”的权势了。但刘渊本身，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条件。如史称：
刘渊，刘豹之子。幼而隽异（幼年的时候，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儿童）。师事上党（山西德安府）崔游，博习经史。渊尝谓同门生曰：“吾常耻随（汉初的随何）陆（汉初的陆贾）无武，绛（汉初的绛侯周勃）灌（汉初名将灌婴）无文。”于是，兼学武事。及长，猿臂善射，膂力过人，姿貌魁伟（又是文武全才）。
晋朝的名臣王浑、王济父子都很赏识他，所以极力推荐。而且刘渊的为人，又“轻财好施，倾心接物”，所以“五部豪杰，幽（现在的北京）冀（河北的真定沧州区域）名儒，多往归之”。这里根据历史所说的豪杰名儒，都是当时在民间的读书知识分子的士大夫，和一般民间社会上的豪强之士。因此，历史上便称他是“五胡乱华”之首的“北汉王”。后来俘虏晋怀帝、晋愍帝的“汉王”刘聪，都是他的后人。但是根据事实，刘渊父子，早已是汉化的胡人，并不能算初从境外入侵的外夷了。
石勒与佛图澄的故事
其二，在五胡十六国当中，最为骁勇好杀的后赵主石勒，也并非只是一个武夫。其实，他也早已具有汉化的文化底子。他一边笃信佛教，师事印度东来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图澄。同时，又喜欢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，如史称：
赵主石勒谓徐光曰：“朕可方自古何等主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神武谋略，过于汉高（祖）。”勒笑曰：“人岂不自知，卿言太过。朕若遇高祖（刘邦），当北面事之，与韩（信）彭（宠）比肩。若遇光武（刘秀），当并驱中原，未知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，宜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（操）、司马仲达（懿），欺人孤儿寡妇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”
从他的这一段言论来看，的确也非等闲之辈。同时，也骂尽了历史上不以“功德”取天下的自命英雄们，确是千古名言。比起庄子所描写柳下惠的兄弟盗跖与孔子的对话，并无逊色，而且更是痛快淋漓。
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，但“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。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，闻者悦服。尝使人读《汉书》，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，惊曰：‘此法当失，何以遂得天下。’及闻留侯（张良）谏，乃曰：‘赖有此耳。’”
史称：“石勒，字季龙，上党（山西）武乡人。其（祖）先匈奴别部也（也早已是汉化的胡人）。年十四，至洛阳，狂笑上都门。王衍（晋室名臣）异之曰：胡雏声视有奇志，将为天下之患（王衍看到他，便说：这个年轻的胡人小伙子，他的说话声音和眼神，是胸怀异志的，将来会成为祸害天下苍生的人）。遣人收之（想派人去逮捕他），石勒已去。”石勒既为后赵主，施行暴政。因受佛图澄大和尚的教化，才渐回心纳谏向善。
这个时候，是佛法在魏、晋之间，正式进入中国的初期。一般从西域过来的高僧居士们，都是从事翻译佛经。晋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导、谢安等人，都是极力结交西域高贤，潜心佛学，等于十九世纪以来国内的上层社会，都倾心科学一样，风靡一时。但还未完全普及，可是在河西及关中的胡、汉各部，因为与西域较为接近，信奉的就较内地为多。而佛图澄的到来，不大讲经说法，只以他本身的神迹示现佛法，又感化了后赵主石勒，佛教的声望就大为人们所信奉了。
当时，在东晋的西域高士支道林，听到佛图澄在石勒身边，便说：“澄公其以季龙为鸥鸟耶！”支道林的意思是说：佛图澄把石勒当作飞禽走兽在调教吗？太危险了！果然，东晋的兵力，曾经一度攻进淮泗，石勒就大发脾气说，我这样信佛，反而有敌寇来打我，太不灵了。佛图澄就对他说了一段神话，你的前身，只是一个商人，经过罽宾（当时的西域国名，现在的克什米尔）寺，发心作大佛事，但在僧众中，有六个得道的大罗汉，接受了你的供养，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时有一位大阿罗汉就说，这个商人，死后要投胎变鸡去受业报。再转身，便会在晋地称王。你今天也总算有了好报了。打仗，有胜有败，怎么又归罪到佛法有灵无灵呢！石勒听了神僧的话，倒很相信，又告诉佛图澄说，要不杀，是很难做到的。佛图澄就说：“但杀不可滥，刑不可不恤耳！”不到十多年，佛图澄就对他说，我的寿命到头了，要向你辞行了。石勒就说：“大和尚遽弃我，国将有难乎？”佛图澄就对他说：
出生入死，道之常也。修短分定，无由增损。但道贵行全，德贵不怠。苟德行无玷，虽死如生。咸无焉！千岁尚何益哉！然有恨者，国家（指后赵石勒）存心佛理，建寺度僧，当蒙祉福（应当有好报）。而布政猛虐，赏罚交滥，特违圣教（你的政治行为又特别违背佛法），致国祚不延也（因此，你当国的寿命就不太长了）。
石勒听了，大哭一场，抬头看看佛图澄，已经安坐而逝了。可是不久，有一个出家人从甘肃过来说，自己亲眼看见佛图澄进了潼关。石勒听了，马上命令开棺验视，并没有遗体，只有一块石头。石勒一看，烦恼极了，就说，石是我的姓，大和尚埋掉我走了，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？果然不久，石勒也就完了。根据神僧的传记说：“佛图澄在关中，度化弟子数千万人。凡居其所，国人无敢向之涕唾。每相戒曰：莫起恶心，大和尚知汝。其道化感物，有如此者。大教（指佛教）东来，至澄而盛。”
我们讲到这里，主题仍在说明“五胡之乱”后赵石勒的时代，正当公元330年前后，也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的时期。这时正是魏、晋以来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王道”陵夷，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，也已濒临续绝，士大夫们的文人政治体制，犹如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六章所说：“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”因此汉化已久的“五胡”等种族，对于固有传统道德有关的“仁义礼智信”等，都视为空谈，不足重视。但从西域新兴传入中原的佛法，以“慈悲”为教，以戒“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”的主旨，加上宗教神灵默佑的冠冕，反而都被胡、汉人等所接受。因此而形成隋、唐以后“儒、释、道”三教的文化汇流，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，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，云冈、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，供人景仰凭吊。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，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，并非是离题太远，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。
苻坚见不到鸠摩罗什
其三，例如前秦的苻坚，据说他的先世是西戎的酋长，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迁入的胡人，旧史称他：“雄武智略，尽有中原。”史称秦王苻坚鼎盛的时期，其武力霸权，已“东极沧海，西并龟兹（新疆省库车、沙雅二县之间），北尽沙漠，唯建康（东晋首都的南京）在外”。但最后以百万之众南伐东晋，为谢安、谢玄所败，自称“秦王”只有二十七年，寿命只有四十八岁。但他能重用隐居华阴的山东名士王猛，也就是曾经与东晋的权臣桓温见面，所谓“扪虱而谈当世之务，旁若无人”的奇士。王猛在临死之前，吩咐苻坚说：“晋虽僻处江南，然正朔相承，上下相安，臣没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图。”
后来苻坚自负以百万之众，可以“投鞭断流”，南伐东晋。弄得宗室苻融没有办法，只好对他说：“王景略（王猛字景略）一时英杰，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（亮），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！”苻坚还是不肯回心转意，终于一战而败，身死国亡，不出王猛之所料。
但是，苻坚也是倾心文化，尊重学者和高僧，对他们都是加以特别的礼遇，绝不自以为是，轻视文化人士。他除重用王猛，言听计从，尊如师礼外，那时在襄阳还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师，名重一时，是佛图澄的弟子，也就是后来南渡到庐山，建立净土宗念佛法门，影响中国千余年来各阶层社会的慧远法师的师父。道安法师的学问和德行，中外皆知，东晋朝野也很仰慕。在中国文化哲学史上所称的“襄阳高士”习凿齿来见道安法师，自称“四海习凿齿”，法师对曰“弥天释道安”，便是这个故事。苻坚敬仰道安，曾经送他“外国金饰佛像金缕结珠弥勒。法师每次讲经说法，便安设此像作证”。但苻坚终于忍不住而攻打襄阳获胜，就亲自与道安法师见面，对左右的人说：“吾以十万师取襄阳，得一人半耳。”左右问为谁？曰：“安公一人，习凿齿半人也。”可是，苻坚南伐东晋，苻融请道安法师力劝，也终于不听。但他既得道安法师之后，又听说西域有高僧鸠摩罗什，道望推重一时，就又派大将吕光（字世明，河南洛阳人）率兵七万西征，要迎取鸠摩罗什东来中国。
吕光奉命西征，据说，威服四十余个小国。到了龟兹，以武力威胁，龟兹国王无奈，只好出让高僧鸠摩罗什。但吕光得到鸠摩罗什，回到了姑臧（甘肃的武威），听说苻坚已死，他便收降了凉州牧（甘肃地方首长），先自称为“酒泉公”，后又自称“凉帝”。因此鸠摩罗什法师也在后凉吕光父子手里，被“凉”了十多年。这个时候，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际，欧洲的罗马，正开始确定基督教为国教。
苻坚以霸权武力，派兵遣将远征西域，只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学的高僧东来，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，极为稀奇少有的事。同时，也可知后来佛学在中国的盛行，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文化哲学、文学上的深远影响，也是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。
十多年后，西戎羌族的姚兴，即位后秦称王，又派大将姚硕德伐后凉，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，待为国师，安居于长安的“逍遥园”，翻译佛经三百余卷。门下弟子共襄译事的很多，据说，从学的中国僧俗弟子，有二三千人之多，而特别优秀突出的有七八人。例如后来史称“生公说法”的道生，与著《物不迁论》《般若无知论》等哲学和科学上千古名文的僧肇，以及道融、僧叡等，各有著述。尤其他开创用梵文的拼音原理，为中国文字首创音韵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，便是鸠摩罗什法师与他的中国弟子僧叡、惠观、惠严等的功劳。可惜法师在秦住世译经的时间，只有九年，便已圆寂。算来世间的寿命，并不太长，实在也是中国佛学文化的一大憾事。
但当苻秦与姚秦的两个时期，中国的道安法师，与西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的时代，关中（潼关以西）与洛阳等中原一带地区的第一流知识分子、优秀人才，因对于当时政权的悲观和厌倦，大都是脱离现实，跳出世网去出家学佛。不然，就去学神仙，做道士。因此也可以说东晋时期是“天下之言，不归于佛，即归于道”的时代。南渡以后，东晋王朝上下各阶层的社会人士，也是如此，在位的权势名臣如王导、谢安等人，都与西域过来居住在江南的佛学名士支谦、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。例如道安法师居襄阳的时期，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，便赐以诏书说：“法师以道德照临天下，使大法流行，为苍生依赖，宜日食王公禄，所司以时资给。”但道安法师却固辞不受。而且当时兴起一种讲学论道的风格，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，手里都拿着鹿或马的尾巴所做的拂尘，表示有出尘离俗的风度，这在史料的称谓便是“手持拂尘，从事玄谈”的风气。事实上，这种习惯，是从印度文化中婆罗门教手持拂尘，所传布过来的形象，至今佛、道两门中还保有“持拂”的风规。
儒家沉寂、佛家昌盛的时代
总之，从魏、晋、南北朝以来，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期，所谓儒家“孔孟之教”“五经之学”，非常沉寂，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，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。并不像宋、明以后，不讲究孔孟之教，不合“儒宗道学”的人，就难以立足于朝廷，甚至在“士林”社会中，也会终身为人所轻视了。但在东晋到南朝六代之间，由于关中（笼统地指长安、洛阳一带）的佛学昌盛，江南佛教寺庙林立，影响了当时的各层社会，上至皇帝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个人所取的名字，很多用佛经上的菩萨、罗汉、那罗延等名词作为人名，由此可见当时佛学文化影响中国的情形，是如何的普及。这好比现代二十世纪的时期，人们喜欢取用西方的名字，如约翰、海伦等，乃至市面商店，也有以原子理发厅、原子冰激凌店等作为招牌的，这同样是时代感染的常态，并不足为奇。
可是正如曾子所说的：“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”到了公元440年间，北魏拓跋氏兴起，江北统一，南北朝对立的形势从此开始。北魏朝野后来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，历代陆续建造佛寺三万余所，剃度出家僧尼达二百万之多，声势之隆，更过于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情况。但在五世纪间，北魏的皇帝太武焘继位，因受笃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响，崇拜道士寇谦之，便导致北魏的武帝焘做出使佛道两教教争的大事，也就是中国宗教史上，佛教受到所谓“三武一宗”之难的第一遭。同时，也是中国本有文化意识史上自相斗争的大事之一。
据史料所载：“宣告诸镇将军刺史，诸有浮图（佛寺）形象及一切佛经，皆击破焚烧，沙门（出家人）无少长，悉坑之。但太子素好佛法，屡谏不听，乃缓宣诏书，使远近预闻之，得各为计。沙门多亡匿获免，收藏经像。唯塔庙在魏境者，无复孑遗。”
换言之，三万多幢佛寺，都被摧毁了，也真是一场破坏性的壮举，但现在看来，也早已史有前例，不足为怪。况且从美国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观点看来，“消费刺激生产”，没有伟大的破坏，哪有伟大的新生产呢！你说是不是啊？人类就是这样幼稚，经常做出许多无理取闹的事，赢得自我毁灭。
其实，早经古代学者的考证，北魏拓跋氏也是黄帝的子孙，“昌意”的后裔，受封北方的一支，有“大鲜卑山”自以为号。故到北魏建国开始，“去胡衣冠，绝虏语，尊华风”，一律恢复学习汉化的文化习俗，迁都洛阳，改姓元氏。公元四八五年，还在南朝齐、梁之际，制定“禁同姓相婚法”，“定户籍法”及“公服制度”。而且更有意义的是，在那个时候，北魏就已开始实行“均田法”，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，如果跟现在相比，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“前进”了。至于有关这个时代的“佛学与佛教”文明的兴盛和得失，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马光，对于《魏书·释老志》所载，便有一篇论文，也很有参考的价值。
总之，根据历史的经验，作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领导人物，基本的见解和修养，确实需要《大学》的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的心境，才能够做到利己利人，功在当世，济世安民，泽及万代的大业。
四九、南朝权位戏连场
在公元四二〇年间，东晋末代完结，南朝开始第一代的宋武帝刘裕，是农民出身，幼年就长养于佛寺，所以小名“寄奴”，后来得到时势造英雄的机会，最后就干脆谋杀了在位二十二年的晋安帝司马德宗，又用毒药再杀了被他利用了两年的晋恭帝司马德文，自己就学习曹丕、司马炎的办法，照样画葫芦，篡位称帝，定国号为“宋”。但比起曹丕篡位不杀汉献帝，司马炎篡位也不过废除曹奂而已。刘裕的行为就不同了，南朝各代，由篡位称帝对于前朝的子孙“斩草除根”的先例，是由他开始。以后接着齐、梁、陈、隋，都是同样翻版，只是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，在杀戮以外更加灭族，所以历史学家们，便说隋朝皇权，是必然不会长久的。
刘准、萧衍、萧绎、陈叔宝的故事
刘裕自己做了三年的皇帝便死了，经过子孙继承帝位的七个职业皇帝，一共只有六十年的刘宋天下，便又被权臣萧道成照样翻版篡位，就改“宋”为“齐”了。但当萧道成篡位称帝，创建齐朝的初期，先来废掉刘宋还只十四岁的幼主顺帝刘准时，刘准便收泪说：“欲见杀乎？”那个奉萧道成命令而来的王敬便说：“出居别宫耳！官家（对皇家的代名称）先取司马家亦如此也（指刘准的祖先刘裕篡位称宋帝时，迫害晋朝司马氏的后代，也就是现在这样做的）。”因此宋顺帝刘准，也便知道自己的下场了，就泣而弹指曰：“愿后身世世，勿复生帝王家。”最后，萧道成当然放不过他，不但杀了刘准，还灭了他的家属。
刘准所说“愿后身（生生）世世，勿复生帝王家”的话，足为千古滥用极权者的警语。而历史上有同样的痛苦，但有不同悲壮故事，就是明末的怀宗朱由检，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崇祯皇帝。他在国破家亡的时候，准备自杀上吊以前，召来他只有十五岁的女儿（公主），说了一句：“尔（你）何生我家？”就自己用左袖掩面，右手挥刀，斫杀公主，因为用力不准，只断了公主的左臂。读了历史，便可知道帝王或权势家族的后代，实在并非是真正的幸福。
可是萧道成自己本身在位做皇帝，也只有四年，接着虽有七个糊涂的子孙皇帝，也不过二十四年，就又被同宗的萧衍所废，改国号为“梁”，那便是后世较为有名的吃素学佛的梁武帝。他总算比较好心，起先没有要杀萧道成的后人，但因沈约的警告“勿慕虚名而受实祸”，终于也照样画葫芦。他本身在位四十八年，除了喜欢学做和尚，当佛学大师，亲自讲经说法以外，还不算有太多的大过，寿命也活到了八十六岁。但很可惜的是把权谋当作道德，尤其是投机取巧，错用了东魏投降过来的叛臣侯景，终于被迫而饿死台城（南京）。但他在临危的时候，却说了“天下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又有何憾”的洒脱壮语，这种犹如赌徒的豪语，的确也非平常人所能企及的。后来他的子孙还继续称帝了六年，也算共有四主，五十四年的天下。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梁武帝萧衍，可说是一很特别的书生皇帝，他是文学家，又是哲学家。他在登位之先，便和一班当时的名士学者们，对主张“现实唯物论”的学者范缜所著的《无神论》打笔墨官司。他是极力主张有神论，认为生命是有前生后世，确实另有一个“神我”的存在。他早死的大儿子萧统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“昭明太子”，后世流传的《昭明文选》便是他编辑的大作。后来反抗侯景的梁元帝萧绎，也是他的第七个儿子，同时也是历史上一个读书皇帝的活宝。他即位后，就派陈霸先讨伐侯景，三年以后，自己是被西魏攻进所杀的。但在敌人进城之前，他还有心情在作诗。当他知道敌人进入金城（宫城）的时候，“乃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”。被杀以前，有人问他，烧书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读书万卷，犹有今日，故焚之。”这也是天下第一奇言，自己本身没有雄才大略，却埋怨读书无用，岂不可笑，就大不如他的父亲梁武帝的豁达洒脱了。
接着萧梁而篡位称帝的，便是陈高祖陈霸先。他从小也是一个“不事家人生产”，放荡不羁的性格，但却会阴阳之学，通达“奇门遁甲”等方术。登位以前，也照旧先杀了梁主江阴王萧方智。不过他自己本身也只做了三年的皇帝，五十九岁就死了。经过四个子侄辈先后即位，最后便是他的孙子陈叔宝作为末代的皇帝，也便是在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陈后主。当隋兵打进台城南京，他就抱着妃子张丽华、孔贵人跳进水井里去逃避，最后被人放下绳子，三个人一起被拉上来。那个水井，变成南京名胜之一的“景阳宫井”。这也是历史上风流皇帝在亡国的时候，抱着美人跳井的闹剧主角。但当时带兵打进南京的，便是后来的隋炀帝杨广，他总算没有杀了陈叔宝，只把他当战利品，作为俘虏而“献俘太庙”，把他作为自己论功行赏的活宝。所谓“南朝”之一的陈朝，一共也只有五主，三十三年的天下，如此完结了事。
陈后主陈叔宝，也和比他迟生三百多年的南唐李后主差不多，除了风流自赏以外，还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名家，他还未亡国以前，自己制作了有名的歌曲《玉树后庭花》，教导宫娥们习唱，民间也有流传。因此，唐代的诗人杜牧有感于陈后主的故事，便有《秦淮夜泊》的诗说：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；
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如果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点来说，“造化”老儿，真会玩弄人类。由他所编写中国历史的剧本，总是给你画格子，又画圈圈，使你在社会的演变格子里，好像规定五六年一小变，十五六年一中变，三十年左右又一大变。然后又变方格为圈圈，六十年左右一小变，一百二十年左右一中变，一百八十年左右一大变。在这些方圆的演变程式中，用加减或乘除的公式，好好坏坏，多多少少，就看人类当中的操作算盘的人，自己怎样打算放账和收账了。其实，“造化”老儿也很公平，对于其他各民族的规格，也差不多。只是他们过去，没有像我们的祖先，对于历史是采用“会计”和“统计”法。我们祖先，对以往的历史，账本记得比较清楚，所以看来就很明显，也很惊人。
杨坚、杨广父子的故事
由魏、晋以来旧史所称的“五胡乱华”到南北朝的对立，在中国文化的演变史上，将要进入儒、佛、道三家汇流的前期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，所谓“北朝”的北魏，统一了江北各个少数民族胡乱建国以后，结果又分裂成为东西两魏。东魏后来又变为北齐。西魏又变为后周。从杨坚的崛起，并了后周、北齐，灭了江南的陈国，然后南北才得“混一”，称为隋朝。为李唐的建国首先开路的隋朝三十二年的天下，就在灭掉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开始了。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，和他继承皇位的儿子隋炀帝杨广，也都是历史上的明星皇帝，更为有趣。但大家不要忘记，在魏、晋、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以来，江北、江南的社会上下，都充满了佛学和佛教的气氛。那个时候，并没有把儒家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或“四书”，当作帝王政治指导原理的“帝王学”来使用。所谓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是帝王们必读之书，这是南宋以后的广告宣传，应该另当别论。因此，作为隋朝开国之君的隋文帝杨坚，便是当时最时髦有趣的明星皇帝了。
现在先说历史上记载杨坚的出身故事。他小时候名叫“那罗延”（是佛学中东方金刚力士的名称，犹如陈朝的大将萧摩诃，都是佛学中的名词）。他的父亲杨忠，本来就在西魏及后周做官，封为“随公”。母亲生他的时候，已有很多的神话，是真是假，都不相干，姑且不论。生了他以后，从河东来了一个尼姑，就对他的母亲说，这个孩子来历不同，不可以养在你们凡夫俗子的家中。他父母听了相信，便把他交给这位尼姑由她亲自抚养在另外的别墅里。有一天，尼姑外出，他母亲来抱他，忽然看到他头上有角，身上有鳞，一下怕了起来，松手掉在地下。刚好尼姑也心动怕有事，马上回来，看见便说，啊哟！你把我的孩子吓坏了，这一跌，就会迟一步才能得天下。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与否，杨坚父子的确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。所以旧史学家，不好意思明写，但也不排除当时坚信不疑的流传神话，就照旧老老实实地记下来了。
杨坚后来在北周的篡位称帝，已势在必行，但促成他下篡位决心的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独孤伽罗的坚持。独孤氏勉励杨坚的名言，就是“骑虎之势，必不得下”。他开国称帝开始的行为，同样地就埋下了《易经·坤卦文言》所谓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的不可思议的自然定律，那便是他尽灭北周国主宇文氏之族。他的儿子隋炀帝，结果反被宇文化及所杀，就此隋亡。杨坚父子的隋朝天下，始终只有三十二年而已。这样循环往复的现象，好像就自有规律的轮转存在似的。
且说杨坚做了皇帝以后，当然就是独孤氏升做皇后，史称：“后家世贵盛，而能谦恭，惟好读书，言事多与隋主意合，甚宠惮之，宫中称为二圣。”事实上，隋文帝杨坚恰是历代帝王怕老婆集团的常务主席，所谓“宠惮”二字，就是怕得要命的文言。最后，因为听信独孤皇后和次子杨广的蛊惑，废掉大儿子杨勇的太子权位，而立杨广为太子。但在独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，杨广干脆就杀了在病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，自己即位做皇帝。杨坚在临死之前，才后悔太过分听了皇后的话，受了儿子的欺骗，便捶床说：“独孤误我。”但是已经太迟了。他做了十六年的皇帝，功过善恶是非参半，不知道那个教养他的老尼，为何只能养成他做皇帝，却没有教养他做个好皇帝！岂非“为德不果”吗！
至于隋炀帝杨广，在他弑父杀兄，登上皇帝宝座的初期，那种踌躇满志的高兴，便自有诗说：“我本无心求富贵，谁知富贵逼人来。”那是何等的得意，后来天下群雄并起，他游幸到了扬州，自己也知道靠不住了，常常引镜自照说：“好头颈，谁当斫之？”使得在旁边的萧皇后，非常惊讶地问他，为什么讲这种不吉利的话。谁知道他却笑着答复萧皇后的问题，说出了几句“出类拔萃”的哲学名言，比起那些“披发入山”或“剃发为僧”的高士，还要潇洒。他说：“贫贱苦乐，更迭为之，亦复何伤？”这等于是说，一个人生，对于贫贱和富贵、痛苦和快乐，都需要轮流变更来尝试一番。这又有什么稀奇？何必那样悲伤呢？他明知自己已经快到了国破家亡，身首异处的境地，仍然还如平常差不多的名士风流，看通了“悖入悖出”的道理，甘心接受因果律的应验，好像自己有意作成“自食恶果”的佼佼者，这也真是不同凡响的挽歌。
但从隋朝杨坚父子“混一”中国以后，便转入李世民父子的李唐时代，才真正统一中国，建立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天下。后世学者，平常习惯以“隋唐”并称，因为隋朝的短暂三十多年，随之而来的，便不是以阴谋篡位而得天下，李氏同汉初一样，以武功而建立唐朝的，此所谓“隋”之谓“随唐”也。
也许从这个观点，引证历史，你们会说这是唯心哲学的史观，觉得可笑。其实不然。因果定律的存在，无论唯物、唯心，都是同样的事实，也是自然科学共同的认定。如果详细讨论，便又牵涉哲学和科学碰头的专论，我们暂且不讲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现在插在这里，我们先看一看当清朝的开国之初，所谓“太祖”高皇帝努尔哈赤，在他开国称帝的第四年，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，尽灭其国。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，宁死不降，而且发誓，只要叶赫族有一人在，即使是女的，也必报此恨。因此，清朝两百多年，遵守祖制，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。但到了奕
即位，年号咸丰的时代，叶赫族的后裔，就是“清史”有名的“慈禧太后”那拉氏（叶赫族原为纳喇氏，音译不同），偏又入宫成了贵妃，又生了儿子，即六岁就接位的同治，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，十九岁便死了。以后便开始由慈禧策划，名为两宫皇太后的懿旨，立了光绪。实际上，就是慈禧专政，一直到清朝彻底毁灭，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后果。这是巧合，或是前因的反复，就很难论断了，但却是一桩真实的历史故事，并非虚构。
谁能逃避无形的因果定律？
所以《大学》一再强调“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道的“明德”之教，是阐扬文治与武功的政治行为。虽然从表面看来，只有现实的利害关系，并无绝对的是非、善恶的标准，但其中始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无形原则，那便是循环反复的因果定律，正如《易经》泰卦爻辞所说的“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”的道理。“为政”果然如此，做人做事，何尝不是如此。这也就是曾子所说“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”“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”的道理。
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，只在证明真正“诚意”“正心”为“治国、平天下”，能够“以德服人者王”的并不易得。大多数都是“以力假仁者霸”的存心和行为，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。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，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？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，哪一种“政治哲学”的意识文明上，才能做到万古千秋、国泰民安呢？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！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，都是笨蛋，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？那么我们的“基因”，根本就有问题啰？是吗？
但恐怕引证历史太长，离题愈远，所以只大略提出魏、晋、南北朝三百多年紊乱而且短暂的历史局面，作为对照。可是这种讲说，还具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观点，并未阐明。同时也希望即将放眼于世界人类学的国际学者们，也须特别注意留心。不可以偏概全，曲解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真义。
讲到这里，本来已经信口开河，收煞不住，便想继续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性。正面告诫国际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谓“中国通”的学者，不要眼光如豆，得少为足，然后便师心自用，以主观的偏见，想来挑起新时代的文化战争，实为不智之极。但又忽然想到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”，还是让你们多去用点心力来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！
五十、所治在法，能治在人
《大学》所说的“治国、平天下”之道，讲到这里，就转入“为政在人”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。但曾子从这里起，都是引用在他以前时代的历史经验，作为说明。他首先引用《尚书·康诰》中“惟命不于常”的一句政治哲学，说明“秉国之钧”的当道为政者的精要重点所在，值得注意研究。
接着，他便引用《楚书》所说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这两句话，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，原文接近白话，大家一读就明白。不过，需要知道，在曾子那个时代，楚国正是南方新兴的强国。楚国的名相，如令尹子文、孙叔敖等人，也都是一代的名贤。而且人才辈出，代表了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象征。有名的道家人物，如老子、庄子，从当时来说，都算是楚人。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《离骚》作者，便是楚国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。由于曾子引用了《楚书》，更可说明当时的南方楚国文化，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、河洛文化并驾齐驱，别成一格，也已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了。
然后他又引用了春秋初期，在各国诸侯中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话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晋文公是因为晋国家族的内乱，出外流亡在国际间十九年，终于能得回国即位，励精图治，称霸诸侯。当他在外流亡的时期中，追随维护他的，共有四五个最得力的名臣贤辅，舅犯便是其中之一。他的单名是个“犯”字，因为他是晋文公的舅舅，所以后来便以“舅”为姓，叫做“舅犯”。明白了这个历史故事，便可知道舅犯所说的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”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国际间流亡了十九年，依靠什么法宝呢？唯一的法宝，便是几个仁人君子，同心一志，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，才能赢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。
曾子从《秦誓》上发挥
然后，他又引用了《秦誓》的一段话，说明一个领导者，重用贤者的不易道理。这一段的历史故事比较长一点，这是有关秦始皇先代名王秦穆公的故事。在春秋初期，这也是脍炙人口的事迹。由此可见秦国以一个后起的弱小诸侯，竟能自成霸业，威震四方，终春秋、战国之世，诸侯国际之间，谁也不敢轻触其锋，并非偶然的事。所以贤如孔门的高弟曾子，也不得不重视秦穆公的政治文化的大要了。我们现在研究，势必要把曾子所引用《秦誓》的一段话，先来了解：
秦誓曰：“若有一介臣（假定有一个人），断断兮，无他技（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，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）。其心休休焉（但他的心地善良），其如有容焉（心胸宽大，好像一个大容器，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（别人的长处，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）。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（别人有美德贤才，他就喜爱得很），不啻若自出其口，实能容之（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，事实上，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，犹如自己一样）。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（这样的人，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，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）！人之有技，媢嫉以恶之（别人有本事，就妒嫉他、讨厌他）。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（对于别的有美德贤才的人，便故意反对他，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），实不能容（事实上，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）。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（这种人，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，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）。”
曾子在引用了《秦誓》原文以后，便加以发挥地说：“唯仁人，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”这是他根据《秦誓》的最后七句话，说到那些当道的人，既没有容人之量，反而还妒嫉有贤德的人才，那就应该流放他们到四夷去，不和他同居中国。这好像是曾子完全学了孔夫子的办法，一上手就先处理了少正卯再说嘛！其实，并非如此。这几句话，是曾子理解到秦穆公作《秦誓》的时候，有关百里奚和蹇叔的出身故事，我们在后面再说清楚，就可明白他评论的要点了。因此，他的后文就说：
此谓唯仁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（纵然看到好的贤人，但不推荐提拔），举而不能先（虽然推荐提拔了，但太迟了，已失去他发挥才能的时机），命也（那是命应该如此，无话可说）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（明知道他的不对，但不能辞退他，或者辞退了，还不能真和他疏远），过也（这就是本身的罪过）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（灾）必逮夫身（总之，为政治国之道，假如只是凭自我的主观，师心自用，或刚愎成性，自己真正所爱好的方向和目的，是一般人们所厌恶的。自己所讨厌的方向和目的，正是一般人们所喜爱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违背了人性。那么，倒霉的灾难，一定会临到他自己的本身了）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
最后一句是曾子的结论：所以说，真是一个仁人君子，必然会遵循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，那就是言行忠信，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结果。如果是自满、自慢、自傲，而且自以为是，一点也不悔改，那就必定会失去了一切。
秦穆公重用百里奚
公元前六五九年左右，就是周惠王的时代（也正当齐桓公伐山戎，兵临孤竹的那个时期）。在西陲的秦国，就由秦穆公（名任好）即位，他所迎娶的夫人（妻子），就是晋太子申生的姊姊。这个时期，晋国的诸侯献公故意与虞国（山西平陆县地区）交好，向他借路出兵，要攻打虢国（山西平陆县北部）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假途灭虢”之计的阴谋故事。因为晋国出兵灭了虢国以后，班师回来，又途经虞国，就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起灭了，同时俘虏了虞国的君主和他的大夫百里奚。
晋献公得胜回国之后，正好把女儿出嫁给秦穆公做夫人，就把百里奚分配为出国陪嫁的男仆。百里奚就设法逃亡到了宛地（河南的南阳）。但很不幸，又被楚国边境的老百姓抓住了。秦穆公却听人说百里奚是一个很有才能的贤者，便设法派人到楚国去，说自己秦国有一个陪嫁过来的仆人，逃亡在你们楚国，我们愿意出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作代价，把他赎回秦国。楚国边地的老百姓一听有这样高的代价，就把百里奚交还给秦国。这个时候，百里奚也已七十多岁了。
秦穆公得到百里奚，首先就亲自解去他的刑具，向他请教治国的大事。百里奚就说：“臣亡国之臣，何足问？”秦穆公就说：“虞君不用子，故亡。非子罪也。”秦穆公再三耐心地请教，百里奚就对他长谈了三天。秦穆公高兴极了，就把治国的政权交给他，号“五羖大夫”。百里奚又谦虚地说：我实在赶不上我的好朋友蹇叔，他才是一个真正贤能的人才，但可惜世人都不知道他。我以前曾经游历到齐国，流落他乡，穷困到了极点，就在沛县讨饭，蹇叔因此而收留了我。我想出来替齐君“无知”做事，蹇叔阻止了我，叫我不要去，因此而使我躲过了在齐国一场政变中的灾难。以后，我又到了周朝的国都，周王子
喜欢玩牛，我就以养牛的专长技术和他接近，周王子
也有意想用我，蹇叔又叫我不要干，所以我就离开了周地，跟着，周王子
也在一次政变中被杀了，我总算又免了一次灾难。后来又替虞君做事，蹇叔还是阻止我不要干，可是我明知虞君不会听我的建议和计划，但是我贪图虞君给我的高官厚禄，待遇太好了，我就干下去了，因此终成为亡国的俘虏。我前两次听他的话，使我得免于难，就是这一次我不听他的，所以卷入了虞国的大难之中。由我和他个人交往的事例，便可知道蹇叔是一个真正贤能的人才。秦穆公听了，就马上派人以重金作礼物，迎接蹇叔到了秦国，请他担任上大夫的职务。所以蹇叔和百里奚两人成为秦国一代的贤臣，使秦国一跃而威震西戎，他两人最后成为秦国的大老。
在春秋时代，诸侯国际间的变化很大，正在秦、晋修好的五六年之间，晋国宫廷发生内乱，因此，也影响秦、晋之间许多事故。恰巧又碰到晋国大旱，闹饥荒，便向秦国求助借粮。秦穆公本来不想援助晋国，但百里奚就说：“晋国的新君夷吾得罪于君，其百姓何罪？”秦穆公认为有理，就用舟车等运输工具，由陕西运粮救济山西的晋国。过了三年，秦国也因天灾而闹饥荒，就向晋国去借粮。可是晋国的新君晋惠公夷吾，反而听信谗言，乘人之危，就出兵攻秦。秦穆公只好发兵亲自主持反攻，就和晋惠公夷吾在韩地（陕西地界）会战，晋夷吾看到战场的形势有机可乘，便亲自带了少数人马，冲锋陷阵，不幸马失前蹄，陷于泥淖。秦穆公就和麾下人马，想赶来活捉晋夷吾。结果，不但没有抓住他，秦穆公自己反被晋军包围了，而且还受了伤。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支岐山下三百人组成的义勇军，冲进重围，不但解脱了秦穆公的危难，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夷吾。
其实这支岐山脚下的农村游民临时组成的三百义勇军，秦穆公事先一点也不知情。这是在几年以前，秦穆公丢了一匹平常最喜爱的名马，它跑到了岐山下面，被山下农村的游民们抓住，当场杀了吃掉。参加吃马肉的，共有三百人。当秦穆公派出去寻找马匹的官吏们来了，一看，国君的马正被他们放进嘴里去了，那还得了，一面派人报告秦穆公，一边想调兵来抓人抵罪。谁知秦穆公听了报告，便说：“君子不以畜产害人（君子不可以为了畜牲而伤害了别人）。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，伤人（我听说吃良马肉不喝酒，会生病的）。”就派人专程送酒去给他们吃喝，而且声明赦他们统统无罪。所以这三百人，牢记秦穆公的不杀之恩，总想找个机会报答。现在听说秦穆公正和晋国交战，而且战况不利，他们就自动组成义勇军赶来了，每个人都争先冲进晋军的重围，真是歪打正着，恰恰解救了秦穆公的危机，还使他打了一次很大的胜仗，俘虏了晋惠公夷吾。这好像正是秦穆公量大福大的报应似的。这件事，如果摆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被国际上保护动物的人知道了，一定会提出控告秦穆公和吃马肉的三百个人，共同犯了侵犯“马权”的杀害罪。然后扯到“马权”和“人权”之争，就好大做文章，大家有事可做了。
秦穆公这次受到晋夷吾的刺激太大了，便宣布要活活地杀了他，祭拜上帝。可是，那时各国诸侯的宗主周天子听到了这件事，便派人对秦穆公说：“晋我同姓，为请晋君（晋国是我周天子的同宗，我要求你放了他）。”同时秦穆公的夫人正是夷吾的姊姊，当然受不了这种事的发生。她就穿了孝服，光着脚不穿鞋子，来见秦穆公说：“妾兄弟不能相救，以辱君命（我兄弟犯了大错误，但我救不了他，我也只好对不起你，也不想活了）。”秦穆公一看情势，便对他的夫人说：“我得晋君以为功，今天子为请，夫人是忧。”算了吧！我就放他一马，叫夷吾来当场签约，叫他的太子圉来做人质，献上河西的地盘吧！当然晋夷吾都一一照办了，就放他出来，请他住在国宾馆，并且还用最上等的饮食款待他，送他回国。秦国的国界，也从此就扩展到龙门河的边境，直逼晋国的疆界了。
“蹇叔哭师”的故事
晋公子圉在秦国，并配秦女为妻，过了几年，逃回晋国，即位为晋怀公。这件事，又使秦国上下非常不满，便把居留在楚国的晋公子重耳迎接到秦国来。过了两年，秦穆公就设法送重耳回晋国，立为晋文公。秦穆公开始帮助他建立了霸业，成为春秋时代，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位霸主。但过了八年，晋文公就死了，他的太子即位称晋襄公。因秦穆公受了郑国一个卖国贼的怂恿，便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（视）、蹇叔的儿子西乞（术），和白乙丙三个人为将，出兵侵袭郑国。事先也问过百里奚、蹇叔二老的意见，二老都力加反对，但秦穆公坚决不听。因此，二老就来阵前为儿子送行，大哭一场，断定此行必败，你们将死在殽地（河南三殽山）的山谷里。这就是《左传》上一篇名文“蹇叔哭师”的故事。
秦国这次出兵侵郑，是师出无名的偷袭。有人卖国，也有人爱国，恰好郑国有一位商人弦高，正在晋国的边境滑地（河南偃师县境）做买卖，买了十二头牛要赶到周邦去卖。知道了秦军已到达此地，为了自己的国家，就把这十二头牛赶到秦军的司令部去，自己说是郑国派来的代表，并且说：“郑国知道你们大国要打来了，已经做好准备，现在先使我送牛来劳军。”秦国所派的三位将领一听，认为消息已经走漏，便会议商量，偷袭无功，去也没有用，不如顺手把晋国的边境滑地占领了再说。
这个时候晋文公刚死，葬事还未办完，继位的太子晋襄公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赫然震怒，穿着丧服，亲自领兵来反击，大破秦军，“无一人得脱者”。百里奚的儿子孟明领头的三位将领，也当然全被俘虏了。不过，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国人，她就对晋襄公说：秦穆公现在对这三个无用的将领恨入骨髓，希望你把他们三个人交还给秦国，由他自己去处理。晋襄公也就照办了。等到孟明等三个败兵之将回到了秦国，秦穆公穿了便服，亲自到郊外来欢迎他们，并且拉着他三人大哭说：“孤以不用百里奚、蹇叔之言，以辱三子，三子何罪乎？子其悉心雪耻，毋怠。”换言之，秦穆公坦然承认自己在战略上已犯了基本错误，并不责怪三个败将在战术上的过错。
四年以后，秦穆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三位将领，使将兵伐晋，大败晋人，占领了王官（山西闻喜县）及鄗（郊区），这是为了上次在殽地打败仗而雪耻。而且秦穆公亲自由茅津（山西平陆大阳渡）渡河到了殽地，在上次打败仗的阵地上，封检士兵遗骨，亲为发丧，哭了三天。“乃誓于军曰：嗟士卒，听无哗，余誓告汝：古之人谋黄发皤皤（和年纪老大的商量）则无所过（才没有过错）。以申思不用蹇叔、百里奚之谋，故作此誓，余后世以记余过。”这个誓言是记载在《史记·秦本纪》的原文，也许是秦穆公专对军中自白的讲话。至于曾子所引用的《秦誓》，可能是前方回国以后，再对国内的全面讲话，这样的“誓言”，等于是自白的忏悔文告吧！因此我觉得需要了解秦穆公的前后史料，才能体会曾子引用《秦誓》以后所说“唯仁人，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”这句话的意义。并非写到这里，又忽然插入《尧典》中“窜三苗于三危”的用意。
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从孔子的“删《诗》《书》，订《礼》《乐》”开始，特别推崇“周公”对于中国文化初期汇集大成的功劳。从此便奠定了孔子以次的儒家，对于上古以来，流放四境边疆的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，以及“华夷之辨”的界限，只在于是否具有受过“华夏”文化的熏陶，或是完全属于原始的粗野无文状态的界说而已。
明白了这个主要观念以后，便可知道在周朝后期开始，初封于西陲戎、狄之间的秦国，还没有“华夏”文化熏陶的深厚基础，跟介于上古“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”的戎、狄差不多。但自从秦穆公崛起后，他一切的所作所为，大体上，比之当时所谓中国的各国诸侯，不但并无逊色，而且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。因此曾子便有了上文的四句说明，再有下文的“此谓唯仁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”；乃至“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恶人之所好，好人之所恶，菑（灾）必逮夫身”的结论。如果你了解了秦穆公和百里奚的历史故事以后，就可恍然明白，他写在《秦誓》以后这一段话的内义了。至于“唯仁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”的由来，可能曾子也是从秦穆公的历史故事引申而来。如史载秦穆公在百里奚以后，“戎王使由余于秦”的事，便可明白它的内义了！
由余论文化与文明之辨
由于秦穆公的崛起，威望日隆，雄踞西北边疆，就使当时还在过原始游牧生活的西戎等部落大为震撼，因此戎王便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余做代表，东来秦国观察。史载：
由余，其先晋人也。亡入戎，能晋言。闻缪（穆）公贤，故使由余观秦。
由余的上代本来就是晋国的人，因为对晋国内政有意见，就由上辈带领，出走晋国，流亡居留在西戎。但他仍然会说晋国的语言，了解中原的文化。
秦穆公“示以宫室、积聚”。秦穆公为了接待由余，特别请他参观秦国宫廷殿堂的雄伟建筑，以及展示国家财货储备的富有。
由余看过以后，便说：“这些伟大的建筑和繁华，如果是役使鬼神来造成的，那也未免太劳神了！假如是使人来造成的，恐怕使人民们太过劳苦了吧！”
缪（穆）公怪之，问曰（秦穆公听了他的评语，觉得非常惊奇！便问他说）：“中国以《诗》《书》、礼、乐、法度为政，然尚时乱。今戎夷无此，何以为治，不亦难乎？”
这是秦穆公质问由余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中国的文化，以《诗》《书》、礼、乐、法度（治），作为政治领导的中心思想。但还随时会发生变乱，不能长治久安。现在你们僻处边疆的戎夷，没有固定的文化思想，那用什么来做为政治领导的中心？岂不是很困难的事吗？”
由余笑曰：“此乃中国所以乱也。夫上圣黄帝，作为礼、乐、法度（治），身以先之，仅以小治。及其后世，日以骄淫，阻法度之威，以督责于下。下罢极，则以仁义怨望于上，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，至于灭宗，皆此类也。”
这是由余对答秦穆公的问题。他笑着说：“你所讲的正是中国的乱源所在。从中国的上辈圣人轩辕黄帝开始，创制了礼、乐、法度（治）等人文文化，并且从他本身开始实行，也只能得到小小‘治平’的成果。到了后世，社会承平成为习惯，逐渐养成骄奢淫逸的风气。人们设法阻挡了上有法度的尊严，只以法治的威力，督责下面来遵守。因此，致使下层人民疲敝不堪；反过来，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，认为作为上层的领导者，都不合于仁义道德的政治标准。所以形成了上下交争，互相埋怨的现象。从此为了争权夺利，乃至造成上下篡位，弑杀夺权的行为，终至于灭宗亡国。这些历史事实，都是由于自认为有文化思想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啊！”
夫戎夷则不然！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怀忠信以事其上。一国之政，犹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，此真圣人之治也。
这是说，至于僻处在边疆的少数民族戎夷嘛，从表面看来，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思想。但他们在上位的，只是内含着原始浑厚德性的纯朴作风，诚实地对待下属的人民。而在下面的人民，也只知道恪守忠信来奉事上面。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，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（没有什么头脑和肢体的分别感受），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国家了，这样，才是真正的合于圣人之道的“无为而治”的大原理呢！
怎样对待邻国的圣人
于是，缪（穆）公退而问内史廖曰：“孤闻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今由余贤，寡人之害，将奈之何？”
这是说秦穆公和由余对话以后，回到内宫，就对他的亲信重臣廖说：“我知道古人说的，邻国的境内，有了圣贤的人物，那才是敌国真正值得忧虑的重点。现在看来西戎的由余，的确是一个贤才的人，对我们秦国关系太大，那才是秦国的隐忧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内史廖曰：“戎王处辟匿，未闻中国之声，君试遣其女乐，以夺其志。为由余请，以疏其间。留而莫遣，以失其期。戎王怪之，必疑由余，君臣有间，乃可虏也。且戎王好乐，必怠于政。”缪（穆）公曰：“善。”
这是秦国的内史廖向秦穆公提议的谋略，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“大政策”和“大战略”。他说，戎王还僻处在中国的西北境的边地，过去，还没有接触过中原的华夏文明教育。你现在试着先派遣一班擅长文艺康乐工作的青年女战士，能歌善舞的，送给他，先使他的意志沉醉在享受声色的迷惑之中。并且特别提出推荐由余，要戎王再提升他的权位，使戎王对由余产生怀疑，离间他和戎王之间的信任。而且故意挽留由余在秦国多住一段时间，不要马上使他回国，拖延了他原有规定的任务时间。因此，戎王一定会责怪由余，怀疑他有二心。这样，便使他们君臣之间，互相猜忌而不信任，你就顺势把由余虏归己用了。而且戎王沉湎在声色歌舞之中，对于国内政务，必定会荒疏懈怠，那就有机会可图了。秦穆公听了廖的建议，便立刻说：“好啊！”照办。
因与由余曲席而坐，传器而食，问其地形与其兵势，尽（察）。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遣戎王，戎王受而说（悦）之，终年不还。
这是说，秦穆公便留住由余，坐在一起的时候，便和他相隔不远，有时候还故意要他靠近自己，同坐一排。吃饭的时候，还把自己吃的好菜，送到他的面前去请他吃。顺便就问问他西戎的地理形势和军事布置的情形，因此，全面了解了西戎的一切。同时，使内史廖，选了一班年龄不超过十六岁，受过严格训练的文艺康乐队，先送去西戎演出。戎王接受后，非常欣赏迷醉，过了一年，还不肯放送他们回来。
于是，秦乃归由余。由余数谏不听。缪（穆）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，由余遂去降秦。缪（穆）公以客礼礼之，问伐戎之形。
这是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秦穆公才放还由余回到西戎。由余看到戎王已经非常堕落，上了秦王谋略的大当，便几次劝谏戎王，要重新振作自强。但戎王再也不肯听信由余的劝谏了。并且在这个阶段，秦穆公又特别派遣人员，到西戎去慰问由余，邀请他再到秦国来。由余终于衡量形势，知道西戎必然会失败，不可久居，就来投降了秦国。秦穆公始终以上宾的客礼待他（等于请他当顾问），问他征伐西戎的战略。因此，不超过一年，“秦用由余谋，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。
了解了秦穆公这段历史故事以后，对于曾子所说“唯仁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”，以及“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”等所含的内义，就可以迎刃而解，完全明白他是从引用《秦誓》以后，“以史证经”的章法了。
从三方面来看秦穆公
但是，我们既然讲到历史，尤其对于秦穆公这一段事迹，还有三个问题，需要加以说明。也可说是“读兵书而流泪，为古人担忧”的余事而已。
一、由历史的经历来看秦穆公，他的器度格局，的确非凡，何以在当时春秋的初期，却不能完成对中原的霸业，而只能雄霸西陲呢？答：对于这个问题，便有两个关键，一是春秋的初期，秦穆公正生在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两雄之间，犹如后世历史上东汉末年，时代的机运，只能形成曹、刘、孙吴的三国局面一样。秦穆公果然器度不凡，但仍然缺乏问鼎中原的基础。二是秦穆公当国只有三十七年，在他雄霸西戎以后的第二年就死了，假如他能再活十多年，或二十年，齐桓公、晋文公都成过去，那么，当时的天下局面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二、秦穆公的一生，果然是雄才大略，光明磊落。但生在那个时代，风俗习惯，仍然还没有脱离神鬼迷信的鬼道。最遗憾的，是历史上记载他死后殉葬的人，达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。史载：
秦之良人子舆氏三人，名曰奄息、仲行、
虎，亦在从死之中。秦人哀之，为作歌《黄鸟》之诗，云：“苍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”
因此，司马迁也说：
君子曰：“秦缪（穆）公广地益国，东服强晋，西霸戎夷。然不为诸侯盟主，亦宜哉！死而弃民，收其良臣而从死。且先王崩，尚犹遗德垂法，况夺人之良臣，百姓所哀者乎！是以知秦之不能复东征也。”
其实，殉葬是古代社会最残酷不过的“鬼道”迷信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在王位之间，权力斗争，铲除异己的最好借口，稍有理性的古代人君，并不采用。如果以秦穆公的一生器度，居然在死亡之际，仍然会有这种举动，实在有大大违反其平生的所为之疑点，就此一举，便抹杀他一辈子的作为，这都是不值一顾的戏剧性而已。但如多去了解历史的故事，也许可以为他辩护说，这种残酷的做法，并非是秦穆公生前的本意。
例如从前印度的名王阿育王（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，秦始皇的时代），威重一时，在他晚年临危的时候，他还想做一次“供僧”的布施。可是马上要准备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财政大臣们，都阳奉阴违，并不听命照办。阿育王自己也心里明白，当他正在口啃最后一个梨子时，便问太子和权臣们说：“现在的世界上，哪一个人的权力威望最大？”太子和大臣们，都马上很恭敬地说：“除了大王你以外，更无别人了。”阿育王听了，便说：“你们不要再阿谀（拍马屁）骗我了。我明白，我现在的权力威望，只能达到这半个梨子，其他是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了。希望你们能遵守诺言，把这半个梨子，为我送去我师优波鞠多尊者的寺院里去供养僧众吧！”说完了，也就闭目而逝了。
由于这个历史的故事，大家便可真正了解到人生，无论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权力和威望，或者是多么的富有和荣耀，到了真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美德和才华、功名和富贵，都如昙花泡影，毫无用处。甚至在你活着的时候，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斤肉骨头，也只好随便由人摆布，了无是处了。所以说，以秦穆公一生的英明，死后要人殉葬的事，或者未必是出于他的本意，也未可知。所以贤如曾子，也便不理秦穆公身后的史实，只采用他生前“文告”的名言，作为参考。
三、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后世的英雄帝王们，受秦穆公作为的影响，甚至想学他做榜样的也大有人在。但是，一个人生成的器度，到底各有不同，学习榜样，往往变成“画虎不成反类犬”了！例如在三国的时候，所谓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的曹操，便做过一件事情，很像学秦穆公的举动，而到底限于器度，便成为完全相反的结果。
这事是在曹操北征乌桓以后，威震北方。因此，匈奴就派了一位使臣来到内地，侦察汉朝的虚实。当然主要是看看曹丞相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曹操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，并不是如后世戏剧里把他丑化，扮成那个“鬼脸”。他怕自己不够威武，压不住匈奴派来的使臣的气势，便在部下中挑选了一个面貌身材很有气魄的，来扮作“曹丞相”，他自己却打扮成为丞相身边的一个卫士，手里把握着大刀，站在丞相所坐的座椅旁边（那时候，座椅也叫胡床，是初由西域传过来的家具）。他是用这样一个图案画面来接见了匈奴的使臣。事后，曹操便派人和匈奴的使臣周旋，侦察他的观感意见。派去的那一个人，在谈话中，便故意问那个匈奴的使臣说：“你看，我们的曹丞相是哪一种人物呢？”那个匈奴的使臣便说：“很奇怪，久闻曹丞相的英名，但看来，只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平庸之辈。倒是丞相身边那个‘床头捉刀人’，大有英雄的气概，将来恐怕并不简单。”那个派去侦察的人，便回来据实报告。曹操一听，大为惊震，马上就意识到：“邻国有贤才，敌国之忧也。”此人不可久留，就暗地派人，在匈奴使臣回归塞北的路上，把他杀了。
这个历史故事，充分说明曹操之所以为曹操，并不能如秦穆公，所以生前不能完成霸业。他当然也读过秦穆公渴求由余来归的历史，但在作为上，就大不如秦穆公的器度，“唯仁人，为能爱人，能恶人”的行为了！
五一、义利之辨的财经学说
我们为了讨论《秦誓》的一段话，引申了历史上所载秦穆公的事迹，作为研究的说明。现在再回转来继续讨论《大学》后段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的结论。必须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，在“治平”一段的内涵，我们把它划分为六个要点。
第一，首先肯定以“孝道治天下”作为大经大法，这是他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不易信守，由此推广，以“敬老尊贤”为“治平”的重点，因此而和顺上下左右，终归于“絜矩之道”，为政治道德的准绳。有关“絜矩之道”的意义，我们曾经在上面讲过，就是至公至正的“持平”之道，或者也可说是公正的“平衡”作用。但在古文的用词，就叫做“秉国之钧”的均衡作用。
所以第二，就引用周朝中期卫武公“秉国”时期的政绩，说明怎样才能做到如“民之父母”，得到为人民所公推拥戴的荣耀。接着第三，说明既有人民群众和封疆“国土”，就须明白“财货”的分配运用，它与国家的权位和民心向背之间有息息相关的重要。因此，第四、五两节，特别提出天命无常“惟（天）命不于常”的关键所在。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，天下是人人的天下。它毕竟不是永远属于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，唯“有德者居之”。所以必须“选贤与能”，以治其国，才是真正的“治国”之要。总之，无论为“治国平天下”，或者为个人私家保有财富，必须要彻底了解“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”的必然性。最后，第六，再重申提出政治伦理道德和财货分配运用的重心，只在于“义利之辨”。
“大学之道”就是这样的一篇大论。这是曾子秉承“孔门之学”的“明德”外用的极则。但在最后一段结语，也是说明了自三代以下“家天下”的诸侯邦国政治体制，需要怎样均衡“财货”，和“经济”关系的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的一贯思想。从秦、汉以后，便一直为中国儒家学者们“经世治平”“死守善道”的信条。
民富即国富，国富则民强
讲到这里，我又习惯性地想起两句常用的古文感言：“其然乎！其不然乎！”这样感叹，也就是表示问题并不简单，正值得切实研究。不过，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结语，首先需要简单解释一下《大学》的原文。如说：
生财有大道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（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）。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（这也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，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）。
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。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、十九世纪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、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，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见。
其次，原文便说：
仁者以财发身（这是讲，能知仁道的人，因善于运用财富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）。不仁者，以身发财（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，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，求取发财）。未有上好仁，而下不好义者也；未有好义，其事不终者也（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，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）。
上好仁，下必好义。但在古文中的“义”字，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？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！
儒家所讲的“义”，是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，人我之间都得安详，所以古人解释“义”（繁体为“義”）字造形的内涵，是从“羊”（吉祥）、从“我”，两个字义的综合，是属于“六书”中的“会意”字的范围，等于说是“为善最乐”的意思。但自曾子以后，孟子特别注重“义”字，主张以“义”为先。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：义者，宜也。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、不相宜的才是“义”。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，墨家思想的“义”字，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，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“侠义”之“义”了。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“义”字和“仁”字一样，都具有广泛的含义，可以说只能“心领神会”，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。因此，曾子所说“未有好义，其事不终者也”，是有“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”的意思，个个好义，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。
因此，他的原文便有“未有府库财，非其财者也”。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。“藏富于国”，“藏富于民”，民富即国富，国富则民强，当然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“均富”的境界了。
原文讲到这里，他又引用了“孟献子曰：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；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；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”。孟献子是春秋后期，鲁国有名的贤臣，史称其“为卿不骄，礼贤下士，士以是归之”。他是极力反对在位的权臣们以权谋私、以官图利的贤臣。古代四匹马同拉一车叫“一乘”，等于现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车。“百乘之家”，是古代表示当国者的诸侯们的财富气势。“伐冰之家”是古代有权位富贵的人家，派出人手，在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，斫伐冰块，藏在地下室，保存食物，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，等于现代人用科研制造成功的大冰柜。所以孟献子就说这样的人家，他既然养得起马车和驾车的马匹，当然就不会太注意家里还要养小鸡生蛋，或养小猪等它长大了来卖。这种人家，既然能有“藏冰”的财力，就不会太注意养牛羊来做买卖了。由此上推，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们，就不会培养专为他们一家“以权谋私”的图利聚敛之臣了。如果百乘之家，与其还要培养专门为他“以权谋私”的聚敛之臣，还不如直接培养一些夺权“盗国”的谋士呢！
曾子在引用了孟献子一段话以后，便说：
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（灾）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这是曾子著《大学》大论最后结尾的一段话，看来他是针对当时鲁国内政，以及春秋末期诸侯各国所说的。因为这些诸侯国家，都胡乱增加赋税，搜刮民间社会的财富，归于诸侯私家公室，充实权位与富贵。同时他也看到当时诸侯各国，以及鲁国内政争权夺利的结果，的确是“灾害并至”，大多都成为不可收拾的败亡局面，因此，有感而发，坦率提出他的“危（正）言危（正）行”，作为警世晨钟的名言。
但很可惜的，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“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（灾）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”，却被秦、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，硬要用来学做“圣贤”金科玉律的教规，对于“钱”“财”二字，视为毒害。甚至平时多谈这两个字，就会变成“俗物”。可是，不随流俗，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，毕竟不易做到。因此，一般的读书学“儒”的知识分子，大多成为“既要清高又怕穷”的矛盾心理状态。一旦考取功名，跻身政要以后，既不懂经济、财政，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，如何理财致富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。好像都是误解了曾子著《大学》最后的几句话，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，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，非常可笑。所以中国有二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，所谓“二十五史”或“二十六史”，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。对于财政、经济、生产、消费等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的记载，如与人事史料相比，简直少得可怜。
注重财政的名相、名臣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特别注重经济发展，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，在秦、汉以上，突出的只有两个半人物。第一是姜太公吕尚治齐，开发渔盐之利，建立了当时滨海落后的齐国，后来的子孙，才得以富国强兵，称霸中原，经春秋、战国，直到秦、汉时期，约七八百年而不衰。第二是管仲治齐，也是先由发展经济着手，然后才能做到“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”的霸主局面。另外半个，就是范蠡师法“计然子”的一部分学术，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耻，然后自己飘然隐遁，变更姓名为“陶朱公”，三聚三散，用致富来“玩世不恭”。
至于读儒书而搞财经失败的，倒有东汉时期的王莽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。首先著作与经济、财政、赋税有关的专论，只有汉宣帝时代桓宽的一部《盐铁论》。但仍然是根据“六经”，不外以儒术为民请命的要旨，并非专就盐铁之利来加以发挥。又有后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》。至于如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、车千秋辈，以商人出身参与财政、经济政策的，历来就不为读书出身的儒家学者所重视，甚至还鄙薄之而不值一谈。其他，如唐代的财经名臣刘晏，也是不齿于“儒林”，实在有欠公允。史载：
晏有精力，多机智。当安史之乱，户口什亡八九，州县多为藩镇所据，朝廷府库耗竭，皆倚办于晏。其用人，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。出纳钱谷，必委之士类。吏惟书符牒，不得轻出一言。凡兴举一事，必须预计使任事者私用无窘，而后责其成功。又以户口滋多，赋税自广。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，为后来言利者所不及。
但终亦以功高，而蒙冤构陷赐死。无论帝王专制时代，或民主时代，古今一例，“谤随名高”，名臣毕竟难为，这也是人群社会必然性的矛盾啊！
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曾子《大学》大论的结语，牵涉到“治国平天下”之道的经济发展，和财政调配的“义利之辨”，顺便约略提出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，用来做为“义利之辨”的反面感慨之谈而已。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为儒家学说和财经思想做专题讨论，只好到此打住。回转来再讲曾子本身，他一生的言行如一，确实做到了“义利之辨”，毕生清高廉洁自守，不愧于平生学问修养“择善固执”的风范。
曾子处义利之间的故事
我们为了浓缩时间，就同时列举孔门高弟如曾子、原宪，以及兼带牵涉到子贡的三个故事，做为大家自己去寻思研究的参考资料。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：
曾子仕于莒（开始出来做鲁国莒邑的地方官）。得粟三秉（古代以十斗为一斛，十六斛为一秉）。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（在这个时期，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，而轻视自己本身的得失）。亲没之后，齐迎以相（当他父亲死了以后，齐国欢迎他去做宰相）。楚迎以令尹（楚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，楚称宰相为令尹）。晋迎以上卿（晋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，晋称宰相为上卿。但他都推辞了，不肯出去做官）。方是之时，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（在这个时期，曾子是专心重视他自己本身的学养与出处动机的该和不该，因为已经没有必须孝养父母的负担了，所以他就不重视俸禄的待遇丰薄，和官职地位的高低等问题了）。怀其宝而迷其国者，不可与语仁（如果本身怀有学养的高尚至宝，但却不肯出来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乱，那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仁心仁术了）；窘其身而约其亲者，不可与语孝（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穷困，也不顾父母生活困难的痛苦，那还谈得上什么孝道呢）；任重道远者，不择地而息（一个人本身挑着重担，前途又很遥远，为了完成责任，就不会挑选什么地点，都可以随地休息保持精力）；家贫亲老者，不择官而仕（家里既然贫穷，父母又年老体衰，为了孝养父母，就不需要挑选官位大小，只要收入足够赡养父母，便去做了）。故君子桥褐趋时，当务为急（所以说，是真君子的人，穿着旧鞋和破布袄，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，只是为了当时实在有迫切的需要）。《传》云：“不逢时而仕，任事而敦其虑，为之使而不入其谋，贫焉故也（所以《韩诗外传》的作者韩婴，为他所传的《诗经》作这样的解说：一个人生不逢时，但不得已还是需要出来做官做事。既然担任了职务，就必须尽量尽心做好。可是只肯听命去达成任务，而不愿参与他的内部计谋。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贫困，并不是他要完成学养思想的真正目的啊）！”《诗》曰：“夙夜在公，实命不同（所以《诗经》上说：我虽然昼夜都在忙着做公家的事，但是，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，自有不同的观点。只是一时命运的安排，现在只好这样做而已）。”
我们现在引用了《韩诗外传》，首先提出曾子为家贫亲老而仕的一节故事和评论，可以作为说明曾子在《大学》结语所说，对于当时诸侯之国的为财货与政治道德之间的“义利之辨”的观点，他是身体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样，是真实“儒行”的风格。同时，由此了解《大学》结语所说的道理，并不是专对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经济、财政的专论。但也并非说它对于“治平”之道的财经作用上，就可忽略“义利之辨”的重要。从“治平”之道来讲，计较的是为“国家天下”全民的大利大义的“义利之辨”，并非专指一身的小节了。至少，我所见的是如此，且待诸公自己去研究吧！
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，行吗？
至于孔门高弟，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，其他如颜渊、曾子、原宪等，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，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，处于“不同意”主张的清流人士，与后世宋儒的“儒林”、道学大有不同。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，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。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：
原宪，字子思。宋（国）人也。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，不苟合当世（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），当世亦笑之（所以当时社会上人，也觉得他很可笑。这是司马迁的记载）。其为人也，清静守节，贫而乐道。居环堵之室，蓬户瓮牖，桷桑无枢，匡坐而鼓歌。子贡肥马轻裘往见之，宪正冠则缨绝，捉襟则肘见，纳履则踵决。子贡曰：“嘻！先生何病也？”曰：“无财之谓贫，学不能行之谓病。宪贫也，非病也。若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学以为人，而徒有车马之饰，衣裘之丽，宪不忍为也。”于是曳杖拖履，行歌商颂而反，声满天地，如出金石。子贡耻之。
所谓“子贡耻之”一句，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宪的举动羞辱了一顿。当然，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，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。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，可以自取《越绝书》来读，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。孔子死后，在曲阜的墓地，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，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，守墓六年才离去。如果孔门高弟，都如颜渊、原宪一样，遁世无闷，甘于清贫，孤芳自赏，行吗？
但我们既然讲到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之道，必须先要了解群众、资财、权力三者之间，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，如果缺少了一杆，就站不起来的。尤其对一个国家的“治国”之道，没有良好的经济、财政，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，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。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，最后促使衰败的，必定是先由财政、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。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，尤其是以儒家、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，认为要解决经济、货财的问题，使“国家天下”得到“治平”的境界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，便可达到“物阜民丰”，国家和人民，就都可以“安居乐业”了。
如再扩而充之来看，不但只有中国，其他如印度、埃及，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，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。当然，西方文化，好像也并不例外。可是，到了十八世纪以后，尤其是从英国发生“工业革命”（实业革命）开始，西方文化中，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。到了十九世纪开始，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，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。因此，直到现在东西双方，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，对于这个问题，仍然还在含混不清，思辨难定。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？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？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：究竟是蛋生鸡？或是鸡生蛋呢？且待人类慢慢摸索，再去求证吧！
《货殖列传》的妙论卓见
但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周、秦文化时期，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（公元前七二三—前六四五年），却首先提出了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方针。后人也有变易这两句原文，说为：“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仓廪实而礼义兴。”这样的意思，是说明有了经济、财货的繁荣社会，才有文化文明的昌盛。“其固然乎？其不然乎？”姑且不论，而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（约公元前一四五—前九〇年），在他所著的《史记》中，特别创作一篇《货殖列传》，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，看来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，与历来的儒家学者们唱反调似的。其实，司马迁的思想主要是来自道家老子学说。但在《货殖列传》的论述中，也只好搁置“无为之治”的上古高远理想，随着时代社会的趋势，与管仲“经济政治”的观念，先后互相唱和，确实具有启发性的卓见，应该算是不可不读的名文，大有助于“内圣外王”之学的慧知啊！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开始的三段重点，作为研究的参考。
（一）太史公曰：夫神农以前，吾不知已。至若《诗》《书》所述虞、夏以来（从虞舜、夏禹时代开始），耳目欲极声色之好（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），口欲穷刍豢之味（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），身安逸乐（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），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（而且在心理意识上，已经习惯浮夸、骄傲，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），俗之渐民久矣（这些风俗习惯，是由上古以来，渐渐地逐步所养成，后来的人们，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）。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（你想挽回人心，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，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，也是枉然，始终不会达到“化民成俗”的崇高理想）。故善者因之（所以善于运用的人，便只好用“因势利导”的办法），其次利道之（次一点的办法，就用利字当头，诱导他上轨道），其次教诲之（再其次的，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），其次整齐之（管教也达不到目的，就只好订立法律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），最下者与之争（最下等的办法，就是和他们恃强争胜地斗争）。
（二）《周书》曰：“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（农林畜牧）不出则财匮少。”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（没有土地、山林、畜牧、海洋的资源，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开放了），（至于农工商和山泽的资源）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则饶（资源多就富有），原少则鲜（资源少的就很贫困了）。上则富国，下则富家。贫富之道，莫之夺予（贫穷与富有，是不可以靠抢夺过来，或是施舍给人的），而巧者有余，拙者不足（这都需要人的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的，所以灵巧勤劳的人，就富裕有余。愚笨懒惰的人，就始终不够用了）。
（三）故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。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礼生于有而废于无（礼义文明是产生在富有的社会和家庭。贫穷的家庭和社会，什么文化文明，也都变成过分的浪费了）。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适其力。渊深而鱼生之，山深而兽往之，人富而仁义附焉。富者得势益彰（富有的人得到权势的支持，就更辉煌），失势则客无所之（失势的人，宾客朋友就不会来了），以而不乐。夷狄益甚（夷狄中的势利观念，更加明显）。谚曰：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市。”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”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！
在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这篇文章里，他讲到子贡，便说：
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卫。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（废著，古人解为储蓄和卖出。我认为应该解释为得空顺便的时候。鬻财，就是做买卖）。七十子之徒，赐（子贡）最为饶益（富有）。原宪不厌糟糠，匿于穷巷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（一捆捆地带着通货的帛币，和诸侯们做交际往来上的礼物）。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（他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君王们都要待他犹如国宾一样的对等礼遇）。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！
司马迁写这篇《货殖列传》的文章，夹叙夹议，妙论卓见很多，大有深意存焉！你们自己去研究吧！他的最后结论，便说：
由是观之，富无经业（发财，没有一定要某种事业才可以的），财货无常主（财货也不固定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），能者辐辏，不肖者瓦解（能干的就愈来愈多，不行的就破败不堪了）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，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，岂所谓素封者耶（难道都是靠上辈素来有封爵的遗产而得来的吗）？非也（不是的，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劳而成功的）。
我们为什么在讲《大学》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结语，硬要拉扯到《货殖列传》来做讨论呢？因为我读历史，每每发现古人被《大学》最后结语“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。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（灾）害并至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的一段话镇住了，并未好学深思它的真义所在。因此，不惜眉毛拖地，特别点出其中的关键所在。既可还了曾子著《大学》的本来面目，又免得后儒们盲目追随两宋以来的理学儒家们所误解的蛊惑。讲到这里，同时我又想起雪窦禅师的一首偈子说：
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瞥见便生擒。
可怜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桩境里寻。
读书求学，自当有顶门上一只眼，取其精华，舍其糟粕，不可妄自菲薄，盲目随人说长话短，死死啃住古人的遗骨、唾余啊！
至于补充《大学》结语，有关《大学》的“明德之用”和“义利之辨”的“至言”，我现在便为大家引用《易经·系传》上的话，作为总结。只是原文照抄，就不另加说明了！
“显诸仁，藏诸用。”“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。”（系传上）
“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理财正辞、禁民为非曰义。”“子曰：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惩。小惩而大诫，此小人之福也。”（系传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