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古出版社自成立以来，发行书籍皆以开继承启文化为职志。顷者，负责业务之古生国治，编辑部之曾生令伟，偕来问讯，且告知即将出版《武圣关壮缪遗迹图志》一书，嘱为之序，骤闻其请，诚有难以下笔之感。盖自元明以来，关公事迹，由史乘而衍为演义，自人位而极为帝天，迷离惝恍，家喻户晓，俗成聚实，贤者犹不免于信奉，况已成为民俗文化之中坚信仰，普为四海同钦，须欲辨别其是非有无之际，诚无益于化民成俗之旨，且徒乱于季世神道设教之风也。
尝谓上下五千年，中国文化之人物，于史册名闻之外，而独能普遍流芳于百代，且又为后世所尽知之人物，誉圣颂帝，数不多得，文如尼山之孔夫子，固不具说。武则关、岳并称，而尤以关公为普闻，其故何哉？思之再三，俗称岳武穆独以精忠报国为典训，其量止于君臣之阃，而未能化及人伦之大者。至如世所标榜关公之忠义，则于忠道之诠释，不仅施于君臣之际，且可尽于人伦纲常之间。其于义道之影响，且可概于朋友之适而及于社会之则。是诚春秋大义之微旨，故关公之典范，终能由人道而臻于神明之尊，岂偶然哉？非徒然也。
孟子有言曰：“可欲之谓善。有诸己之谓信。充实之谓美。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。大而化之之谓圣。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以之律于关公生平之尽心志节，诚如孟子所言前二者之实，后四者之基。若夫身后之修，抑为精诚之渐进，或为聪明正直，死而为神之美崇，洵有不可知者。佛曰：不可思议，亦其斯之谓耶？
论者有曰：征之史实，演义之说关公事迹，不可尽信，且其为人所盛传徐州依曹之玷，计较马超之忌，拒绝孙吴之执，以及荆州之失，其可议者殊多，曷足以当武之圣者之誉乎？曰：此亦有说。孟子曰：“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”况陈寿之撰，依违曹魏而轻议蜀汉，亦理所必至，事有固然也。然寿之史传曰：
初，曹公壮羽为人，而察其心神，无久留之意。谓张辽曰：卿试以情问之。既而辽以问羽。羽叹曰：吾极知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。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。辽以羽言报公。公义之。及羽杀颜良。曹公知其必去，重加赏赐。羽尽封其所赐，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，左右欲追之。曹公曰：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
即此而观陈寿之微言，于关公之志节神采，及其进退权宜之际，情至义尽，从容不迫，固深得于《春秋》大义之旨，岂可以古文简略其叙述而诬以依曹为失节耶！故罗贯中之作《演义》，衍其内蕴，虽非信史，亦无溢美史迹之誉。《易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此诚万古纲常之典范，美哉其人是之足以谓之神也！
寿传又曰：
闻马超来降，旧非故人，羽书与诸葛亮，问超人才，可谁比类？亮知羽护前。乃答之曰：“孟超兼资文武，雄烈过人。一世之杰，黔、彭之徒，当与益德并趋争先，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。”羽美须髯，故亮谓之髯。羽省书大悦，以示宾客。
后之论者，据传所谓“亮知羽护前”一语，谓公有忌才之嫌。复以“省书大悦，以示宾客”，量其器度之不广。殊不知公与刘先主，崛起草莽，世途之辛苦艰难，人情诚伪莫测，备尝备知。方其独当一面，威负重镇，乍闻西陲降将，而又非创业故旧，衡之国策，岂可不有此一问，以定全面战略之机，何忌之有？至于传称“亮知羽护前”者，盖谓诸葛亮深知公情重故旧，嫌疑新降之意，故以老友轻松游戏之笔，以释其疑。书称“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”。足以见诸葛孔明与公情谊之亲切，故出之于戏言之句，因之而有公之“省书大悦，以示宾客”之举。实非器局狭小之态，洵为君臣朋友相得无间之情事。倘徒依文解义，不究其微言之妙，则其诬也，固亦当然矣！
至若其拒婚孙吴，则在陈寿之传，及典略所载，固已详述。当是之时，公“威震华夏，曹操议迁徙许都，以避其锐”。可见孙吴之议和，仅为权谋而诡计，则公之拒婚，义固当然也。况孙吴前有婚盟于刘先主，而终亦以违亲亲为诡谋，前车覆辙，殷鉴不远。此公固知和亲于吴之不足恃，拒婚于孙吴亦不足恃。公谊私情，两皆无益，当机在局者应所深知，殊非千载以后可轻议得失也。
及其荆州之失，固又出于孙吴之渝信背盟，又复牵掣于故旧将校，糜芳、傅士仁等辈之变志投敌，虽有“间谋”失察之嫌，而古今至诚直道之君子，往往祸起萧墙，困厄于亲信旧谊之间者，史实难以胜数，此所以读史者每为千古人心险恶易变而掩卷长叹者，虽曰人事，岂非天命哉！蜀记有曰：
公初出军围樊，梦猪啮其足，语子平曰：吾今年衰矣，然不得还江表！
观此，此非公已预知时至，其亦生而神灵者乎！今为辑印此图书，并附论及之。近者，世俗传称，天志易运，民封神榜曰“关圣大帝”，且非民心即天心，神由人兴之意欤！是为序。
（一九七八年冬月，台北）
去年（一九七一年）的秋天，为应清华大学同学专题演讲之邀请，特别去了一趟新竹。我向来不喜欢记事，更不愿意死记着往事的日期和数字，虽然事隔不久，也早已忘记是哪一月哪一天的事了。那天的上午，洪同教授打电话给我说：他有事到台北开会，不能在学校里等我，一切招待的事，已托陈光棣教授代劳。其实，我很怕这些公式化的应酬，什么招待不招待，毫无意思，答应来讲演就讲演，管他那些事作什么？但洪同教授以前与我有过一段因缘，现在他是清华的总务长，更重视礼节，陈光棣教授又是老朋友，很久不见，见面多谈谈，总是好的。
我记得到达新竹站时，已经日近黄昏，华灯初上了。我不认得来接我的同学们，同学们也不认得我，当我自己正要叫车去清华时，幸好来接我的校车上的司机，头脑真够清华，他看我东张西望，像个丧家之犬，便问我是否是到清华去演讲的，我就笑说：“是的。”于是，来接的同学们也知道了，大家半中半西地礼貌一番，嘟的一声，直放清华。
到了地头，光棣教授早已在招待室内，彼此长久不见，见了面，就互道思念之情，如此如彼地嘘寒问暖一番。他和负责招待的同学们，陪我吃了中式的西餐晚饭以后，又上来一杯咖啡，打开了另一面的话匣。据我所知，光棣教授是一个杰出的人才，多才多艺，倜傥风流，兼而有之。但因时间匆促，我们来不及谈风趣，我只关心他的中国史的大著，有未完成。他当时对我说：目前正忙着写一部《泛论中美外交关系》的书，而且告诉我他所写的立意和方向。我当时听了，首先叫好，要他赶快完成这部书。因为我有自知之明，太粗疏，但可乐于与人为善，而且有激扬别人长处的呆劲，所以特别高兴听他谈著作的计划。如果当天不是被拖上“来讲演”的空架子，真想请他好好地讲下去，我极愿意作他的听众。
事情过去了，又快到过年了，恰好在一九七一年（阴历）除夕的那一天，接到陈光棣教授给我寄来了他的一部巨著。开始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闲书，随手一放，堆在平日惯例的来件中，等到有空时再慢慢地清理。当时，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学说：“这好像是陈光棣教授寄来的新书呢！老师经常说他是很风趣的人，就是他吗？”我听了就叫他替我赶快拆开来看，才知道就是他那天对我讲的《中美外交关系》的新书出版了。因此，我连忙读他的序文——前言，顺便又翻阅目录，一面看，一面情不自禁地叫好。那个仍然站在我身旁的同学问我好在哪里？我说：这是此时此地，你们这一代青年同学们必须要知道，要先读为快的书，好就好在他为你们搜集撰述了应该知道的当代史料，可以使你们温故而知新，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前途，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。同时也可以使你们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，有更深刻的了解。
我向来不会替人作书评，而且读了每一本书，都好像无从评起，因此欠的这类文债也特别多。有些因所求不遂，或另有所写的人，因此便拼命骂我是“江湖”，是“旁门左道”。好在我对这些事，已听惯不惊，而且当它是过分恭维的耳边风，殊不知道我连“左道旁门”和“江湖”都不够格。但是对于陈光棣教授这一本书，我却乐意要为它推介，这是“世事洞明皆学问”的事，而且现代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必须要读。也可以说，这就是我“任兴”的一面，只要自己兴趣所在，认为“义所当为”，就不管是非，该作该说的就说就作了，更不要通知光棣教授。——最后，附带说明，陈光棣教授的这部书，据我看到的版权页上所记载，在世界书局可以买到。
（一九七二年，台北）
人类世间，既有名器，即起争心。虽曰天人，犹难免与阿修罗战斗。况世运衰降，人心非古，欲弭灾劫，战防岂能免乎！故《易》系传曰：“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睽。”《阴符经》曰：“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”虽皆为警世之言，实示唯止戈为武，乃得成武德而全武道也。故吾国先民文化，言武德者皆不离于道。周秦以还，兵家谋略，政法刑名，莫不祖述道德，散为外用。道家者流，阐阴阳而统兵机，老庄已启其契。汉魏以后，凡神仙家言，靡不谈兵。《鸿烈》《抱朴》，阐其玄奥。孙武、孙膑，亦皆道术之分化，岂能舍道而独言兵事哉！然道也者，广漠无朕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欲循而无迹，欲盖而弥彰。唯智者神而明之，应用无方，是得自然之智，而知离有离无之用。兵机道术，其揆一也。故今昔名将，虽曰不学，而皆暗合兵法。兵事随时变，随势易，岂固有不变之定法耶？而云暗合者，非法之法，徒以文字言语示之，如斯而已矣。但自战国孙子，有兵经之始，十三篇之说，为世圭臬，历久常新。木立而影见，径辟而途从，后之论兵事者，舍之而无足以立言。犹“六经”之后，违之而不称为学也。故历代之作，荦荦可名，如《孙子兵法十家注》，以及李筌兵书，岂固墨守成规，方得以言兵学，盖亦借石他山，眩目攻错，托古之名而扬新说耳。今者，四明陈君行夫，汇其昔日在美国曾作讲学之《孙子兵法白话解》一书，刊而出之，迨亦寓意笔说，藉露心言。然后乃以知命余年，伏枥而学易矣。故乐其请而为之序。
（一九七二年，台北）
我和黄公伟教授认识已有二十六年。黄教授过去在大陆时，曾有党、政、军、学、新闻事业等许多经历。那时虽然我们还不相识，但他的朋友长官们，有些我都熟识，因此也间接知道黄教授的为人，忠厚笃实，治学甚勤。在最近十余年来，我又和他同列教席，相见的机会比较多，相知也比较更深一层。他除了教书以外，便潜心著作，专志名山事业，求之现在的读书人中，实为不可多得的，值得钦佩。
当我在一九七一年夏天，开始创办《人文世界》杂志的同时，曾经对“二十世纪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”连续作过十多次专题演讲。我深深觉得要后来的一代，知道如何“拨乱反正”，需要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历史文化变故的学术思想，有系统地告诉他们，这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我想做，但精力和时间都不许可。同时也感觉到论议古人容易，评述今人未免有许多困难和忌讳。所以一再因循，始终没有着手。有一天，和黄教授一起吃饭，在席上我谈起此事。希望这位涉猎渊博的现代学人，能够担负起这件工作。当时，他慎重考虑之后，总算愿意一试。
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元月，我又写了一篇《从处变自强说起的另一页》专论，刊载于《人文世界》（见本刊第二卷第二期）。虽然是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。但身为现代的读书人，有所见而必须要说的，总要坦陈而出。在这以后，有几位同学对我说：“黄老师正在埋首写那一部书，他说，是您出的主意，真害苦了他。搜集资料，删订裁剪，大费心力。也许这是他关门的著作，完成以后，他想再不写书了。”我听了更加肃然起敬。
去年再度与黄教授见面，他对我说：“已经完成此书，虽然有许多困难，不能尽如人意，但总算大体完功了。”并且要我写一篇文章，留作此事因缘的纪念。我虽谫陋，实也难逃其责。后来我想来想去，毕竟才思有限，另外写不出什么道理，只有把这篇旧作交卷，忝附骥尾，以陪衬黄教授宏著。
（一九七二年，台北）